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被公认为中国小说史书写的楷模,其中的“唐人传奇”概念尤为引人瞩目。由于唐代出现了一批符合现代小说特质的作品,鲁迅在明人胡应麟所言“作意好奇”“幻设为文”的基础上,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以“叙事婉转,文辞华艳”“文采与意想”为共同特征,列举出一批“唐人传奇”作品,学界由此逐渐形成了唐传奇标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的认识。近年来,关于“唐人传奇”性质与地位的争议渐多,①折射出国人对“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合法性的反思,问题本身涉及古与今、中与西两个维度。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以鲁迅为焦点(关诗珮4—21),从古今纵向展开考辨(王瑜锦 谭帆126—137,184);而鲁迅《史略》写作的学术语境则重视不够,中外横向研究的维度更有待开拓。鉴此,本文将“唐人传奇”视为小说研究“四体”之一“传奇体”的典范,即一个小说史学史层面的集合概念加以把握,回到历史发生现场,扣住“传奇”“唐人小说”“唐人传奇”“浪漫派”“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术语在中日的译介流播,梳理近代学者对其学术内涵和中西概念对应关系的阐释与厘定过程,探究“唐人传奇”概念现代化的外在环境与内在理路,以弥补以往对于“唐人传奇”探讨偏重纵向维度和具体文本的不足,为准确认识“唐人传奇”提供学术史层面的参照。 一、“传奇”:与文体概念Romance(罗曼史)的对接 在中国古典话语系统中,“传奇”的要义,一为小说书名,为唐人裴铏所撰,元稹《会真记》的别名可能也叫《传奇》;二为戏曲,诸宫调、杂剧、南戏亦可称“传奇”。“传奇”应该也指奇异香艳的题材与凄婉淫靡的风格。②清末民初学者所做的考证,揭示的即为“传奇”之古义,如王国维指出“传奇一语,代异其义”,并历数裴铏《传奇》与诸宫调、杂剧、南戏之“四变”(281,282);钱静方考证“《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而今之传奇,则曲本矣”(1)。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后,国人将所谓的“传奇”与各种外国文体类比,比较对象虽不尽相同,然“传奇”的内涵皆不出古典义之范围。如《新小说》报社广告介绍本报内容包括“传奇体小说”,“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其结构词藻决不在《新罗马传奇》下也”(新小说报社4);管达如认为在戏曲中,传奇比昆曲更优越,“西人叙事诗,往往有长至数百千言者,在中国惟传奇可以当之。故传奇之体制,虽沿词而变,而其性质,实与词不同。昆剧虽衰,传奇必不能废也”。以上的“传奇”皆指戏曲。也有一些类比的角度着眼于题材,如黄和南介绍《俄国情史》“全书仅二万数千言,为叙事体,非历史,非传记,而为小说。所述者又不出于两人相悦之轶事,实则即吾国之所谓传奇”(李今60);侠义侦探类小说《红茶花》叙男主角为一美女复仇,故陆善详将其“译为传奇以问世”(李今214);林纾评《离恨天》写“怨女旷夫”,与蒋士铨《香祖楼传奇》的主人公有着相似的不幸(贝纳丹·德·圣比1)。 再看西方文体术语Romance(罗曼史)输入中国伊始的情况。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论“英国戏曲之发源”,“今英人谓小说曰Romance,原义谓拉丁文之故事而以韵语述之也[……]此已近于戏剧,惟歌而不演耳。吾国俳优,春秋之世已见其事,而传奇、杂剧,至金元而始有专家[……]中西戏曲之起,其先后不同如此”(47),这里的“传奇”指“南戏”义的戏曲,且把Romance(罗曼史)也类比为戏曲。可知在当时的大众认知中,“传奇”与Romance(罗曼史)都与戏曲类似,而与唐人小说无涉,将“传奇”追溯到裴铏《传奇》者仅见于少数学者。这阶段的比较大致属于平行研究,是中国开眼看世界之初,探索新知与自我认知的手段,“传奇”与Romance(罗曼史)两种概念尚未发生事实联系。 将“传奇”与Romance(罗曼史)对译,首见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坪内逍遥出版于1885年的《小说神髓》将西方小说观念介绍到日本,③书中用日本的“奇異譚”作为“
マンス”(Romance)(《小说神髓(第一册)》目次)的对应词。在坪内逍遥引进的小说观的影响下,森槐南率先提出“传奇”是唐人小说的别称。1891年至1892年,他在坪内逍遥创办的《早稻田文学》杂志上连载《支那小説の話》六篇,第一篇谈宋代之前的小说,就谈及《李林甫传》《会真记》《游仙窟》等都是或怪幻或艳靡的异闻小说,是裴铏将这一类小说命名为“传奇”(森槐南24—25),金元以来曲家因取资甚多而袭用其名。这似乎将裴硎本人的编纂与命名行为视为了一种可信的小说类型研究,扩大了“传奇”的外延;出版于1911年的遗稿《作诗法讲话》,其第五章《詞、曲竝に雜劇、傅奇》与第六章《小·概要》则表述唐人小说的别名叫“传奇”,裴铏率先如此称呼,戏曲承之。这给读者的印象,是唐人小说与“唐人传奇”可以完全等同,进一步将其不当扩大。森槐南的学生盐谷温,自1912年起在东京大学讲授《支那文学概论》《支那戏曲读讲》。1917年,他在文科大学进行夏季公开讲演,并根据竹田复的记录写成《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李庆349—350)。从中可见,他在森槐南的基础上调整了“传奇小说”的内涵与外延,剔除了不具有西方小说意味的部分而仅取“别传”类,又以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分之;据其自注,后三类分别对应“侠男女の武勇談”“佳人才士の
物語”“神仙道
妖怪·”(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394),这与日本当时对Romance(罗曼史)的理解极其近似:坪内逍遥就曾将Romance(罗曼史)描述为武侠的冒险谈、荒唐无稽的妖怪谈、薄倖数奇的恋爱谈(《近世文学思潮源流》55)。在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中,盐谷温又借用中国古语“传奇”翻译Romance(罗曼史):“当时的小说虽同样说作‘小说’,但并不如现在的所谓小说(Novel)传奇(Romance)一样,或明宇宙底真理,或贯古今垂大教训,或阐事态人情底机微,或述数奇的运命底径路,或说高远的人生底理想之类,仅不过是神话,传说或童话而已。”(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326—327)原著中此处的“传奇”旁注假名为口マンス(Romance的音读)。根据以上分类厘定和概念对应工作,可以说盐谷温建构的“传奇小说”概念近似罗曼史。可见,在西方小说观的影响下,日本汉学家将“传奇”与Romance(罗曼史)对应起来,使“传奇”的涵义发生了转化。作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参考书,盐谷温的“传奇小说”概念随后又逆输入中国,继续发生碰撞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