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2)09-0092-18 伯顿·R.克拉克(Burton R.Clark)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高等教育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高等教育理论大师，他在高等教育社会学、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等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四十余年学术生涯中，克拉克以制度主义为起点和主线，对十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宏观制度和微观活动进行深入考察，出版近二十部著作，发表数十篇论文，不但延伸了制度主义研究的适用范围，而且极大地拓展了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域空间，全面展现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高等教育的组织图景，被誉为“高等教育研究绘图师”[1]。本研究主要基于克拉克的专著、论文、研究报告、自传、主编书籍以及其他学者对他的回忆和评价，对克拉克的学术生涯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思想来源、方法特色、学术价值和影响等进行系统的探究，力求比较准确、深入地阐释克拉克高等教育理论的全貌，为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一、克拉克学术生涯的四个阶段 1954年，克拉克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塞尔兹尼克(P.Selznick)是制度主义哥伦比亚学派代表人物默顿(R.K.Merton)的学生，也是组织社会学领域一位领导型学者。在塞尔兹尼克指导下，克拉克对组织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洛杉矶成人教育体系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发现作为教育体系的边缘部分，洛杉矶成人教育体系具有制度不稳定的特点。[2]在此基础上，1956年克拉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转变中的成人教育：制度不稳定性研究》(Adult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Insecurity)，其制度主义学术脉络初步形成。博士毕业后，克拉克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他的理论发展既与职业生涯转折同步，也与各阶段的时代背景和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相呼应。 1.学术起步(1956-1966年)：深耕美国本土高等教育 1953-1958年，克拉克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以社区学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继博士学位论文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研究。美国社区学院最早创立于20世纪初，是地方性免费教育机构，实行筛选性小的开放招生制度。[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区学院急剧转型，从以人文教育为主转变为以技术、管理和半专业化岗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克拉克的研究恰恰是在社区学院转型前夕开始的。当时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数量接近占全国高校招生总量的四分之一，已经开始酝酿内部组织变革并进行了一些转型尝试。[4]通过考察14所公立社区学院，1960年克拉克出版专著《开放型学院：一个案例研究》(The Open Door College：A Case Study)，提出了“安抚”(cooling-out，也称冷却)的概念，并在同年发表《高等教育的安抚功能》(The“Cooling-Out”Fun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一文，正式提出并阐述了高等教育安抚功能理论，他也由此获得了全国性学术声誉。[5]1958-1966年，克拉克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任教，对美国另一种类型的高校——文理学院产生了兴趣。与以开放招生为特色的社区学院相反，文理学院遵循高度选择的招生政策，提供小规模、高质量的精英教育。[6]在这八年里，克拉克和研究小组其他成员到安蒂奥克学院、里德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其他五所学院进行了大量访谈和分析，出版了《特色学院：安蒂奥克、里德和斯沃斯莫尔》(The Distinctive College：Antioch，Reed and Swarthmore)、《学生与学院：互动与变化》(Students and Colleges：Interaction and Change)两部著作。[7]在之后发表的《高等教育中的组织传奇》(The Organizational Saga in Higher Education)一文中，克拉克进一步提出“组织传奇”(organizational saga)的概念。这一概念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也是克拉克将制度分析方法纯熟地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范例。 总体而言，克拉克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沿袭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掌握的老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在克拉克的所有理论中，高等教育安抚功能理论和高等教育组织传奇理论是与组织社会学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两个理论。 2.第一次转变(1966-1980年)：从美国走向世界 克拉克没有止步于美国本土高等教育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仅有“家乡视角”(hometown view)不利于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整体情况和作出准确判断。[8]1966年到耶鲁大学任教后，克拉克决定改变其高等教育研究重点，“从只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转向用比较方法研究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从对院校进行组织分析转到对整个国家的院校系统进行组织分析”。[9]1968-1969年，克拉克前往意大利考察该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分配与运行。[10]通过分析历史资料、政府文件以及走访相关人员，克拉克于1977年出版了《意大利学术权力：国家大学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与寡头政治》(Academic Power in Italy：Bureaucracy and Oligarchy in a National University System)一书，将意大利高等教育模式概括为“学术寡头”(professorial oligarchy/academic oligarchy)。 1970年后，通过考察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历史发展和实际情况，克拉克进一步加深了对高等教育系统及其内部权力分配的认识。在此期间，克拉克还与耶鲁大学历史系几位教授共同组建了耶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小组，招收来自多个国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邀请来自德国、日本、英国、瑞典等国的访问学者撰写各自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报告，并基于此发表了37篇论文和多部学术著作。[11]1983年，克拉克出版《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一书，书中提出的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型为他赢得了国际顶尖高等教育学者的声誉。这部著作标志着克拉克高等教育学术思想的成熟，它不仅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被翻译成俄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等语言，国际影响力急剧扩大。这也证明克拉克在制度主义范式中融入国际比较视角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3.第二次转变(1980-1991年)：从学术组织到学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