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2)10-0092-07 一、引言 费希特(Johann G.Fichte)是德国古典哲学前承康德后启黑格尔的主要哲学家。他生于1762年，家境贫寒，8岁时被一位牧师收养，12岁入拉丁学校就读，不久转入一所贵族学校学习，1780年进入耶拿大学神学院，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后又转入维滕贝格大学。1784年费希特因资助中断被迫从大学辍学，之后曾短期担任家庭教师工作，也可能断断续续在大学学习过。1790年开始接触和研究康德的著作，其整个思想因阅读康德而重建。史家说：“康德的著作说服费希特抛弃他年轻时的决定论(源于沃尔夫)，并使他成为自由意志、尊严和义务的坚定倡导者，而这正是他余生的使命。”[1]1791年，费希特亲赴柯尼斯堡拜访康德，但起初康德对他很冷淡。费希特遂撰写《试评一切天启》，引起康德重视，康德推荐了该著作的出版，费希特一举成名。1794年，年仅32岁的费希特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在耶拿大学，费希特的唯一工作就是构建知识学并进行知识学的讲演，他成为最受欢迎的教授，知识学成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石。在耶拿期间，费希特结识了歌德、席勒、谢林和洪堡等人，席勒、洪堡曾出席费希特的演讲。1799年，因被指控宣扬无神论，费希特被解除教授职务，同年迁往柏林。在柏林定居的前五年，主要依靠写作和演讲维持生计。1806年费希特受聘于爱尔兰根大学，撰写了《关于爱尔兰根大学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一文，该文为他后来参与筹划柏林大学奠定了基础。1807年，受普鲁士大臣拜姆委托起草《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计划》，就大学改革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设想，成为现代大学改革的重要先驱之一。1807年12月到1808年3月，正值法国侵略者占领柏林之际，费希特在柏林科学院圆形大厅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呼吁建立新的国民教育体制，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以达到救亡图存、解放和复兴德意志民族的目的。1809年2月，洪堡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教育司司长，1810年4月，在柏林大学开办的前夕，费希特在洪堡住所作了关于建立柏林大学的报告，1810年5月，费希特由洪堡提议担任柏林大学正式教授，8月被任命为哲学系主任，1811年当选为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次年因对学生争斗事件与以施莱尔马赫为首的大学评议会产生分歧，辞去校长职务，之后继续从事教学活动直至1814年病逝。 二、费希特的大学观 1.大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场所和最神圣的事物” 费希特18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后在三所大学就读和在三所大学任教，大学是他安身立命的场所，其一生几乎都未离开过大学。 费希特更多的时候将大学称为“学府”(Akademie)。在他看来，大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场所和最神圣的事物”；大学是“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大学是“科学人才之苗圃”，是实现人类道德复兴的手段。 什么是大学?费希特说：“对大学的本质的理解是基于下述原理的，整个尘世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超尘世的东西，即神性在尘世中得到体现，并且是借助于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由得到体现的。虽然这种超尘世的东西是由自己显现自己的，并且是按其本真面貌，在自由的能力面前，在人的理智面前呈现自己的，……我们人类在智力教育上不间断的和持续的进步，是超尘世的东西作为构成世界的范本能够持续不断地以新颖、美好的容貌显露于人性，又由人性体现于外部世界的唯一条件。每个时代正是由此赢得自己在时代序列中的地位的。而大学是明确地为保障这一进程的不间断性和持续性所设置的机构，因为她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每个时代都审慎地按照一种规则将其最高的智力教育传递给下一个时代，以期这下一个时代也能使这种智力教育得到增进，并在这增进中又将这种教育传给其后续的时代，如此递进，直至世界的末日。……如果大学是像我所说的这样，那么很显然，她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场所和最神圣的事物。”[2] 费希特对传统大学的做法深表不满，《关于爱尔兰根大学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反映了他在耶拿被解除教授职位后对德国学术生活的失望。他甚至认为现有的大学毫无价值，因为“所有学府的常规做法使学府变得完全没有必要，并破坏了它们的本质”。这种“常规做法”包括教授们喋喋不休地重复学生们可以自己阅读的内容。它否认了大学的“本质”，因为它忽视了该机构背后的理念，即教授“科学理解实践的艺术”。[3]他呼吁那些只会翻来覆去、老调重弹的大学必须即刻被废除。[4] 费希特把大学和学术生活作为他生命的核心。他认为：“在现有的高等学府中，而这也是最合适的，必须建立起一套牢靠稳定的组织制度，要认真严肃地依据牢靠的规定管理维护高等学府，使其进一步得到完善；借此高等学府便能够确保永远保留下去，正像每一种具备真正生命力的体系一样。”[5] 在费希特看来，学府是国家机构，这种新型机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支持才能诞生。在耶拿时，费希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但在其后来撰写的爱尔兰根大学计划中，德意志的元素已占据主导地位。他认为，学府自身便完全具备一个国家的影子；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力量彼此环环相扣、紧密交织在一起，融为有机完整的统一体，力促一种共同的集体目标。[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