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生学业与家庭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3)01-0071-17

       进入晚清民国以来，处于教育体系顶端的大学院校，取代传统科举，成为新的“造士之学”。其新在“学”更在“士”。①新教育为学子提供了广阔得多的职业可能。大学文凭越来越成为从事专业技术等职业的基本要求，②大学由此成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基地——北平协和医学院③、华西协和大学等医学院校成为现代医生的主要提供者；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逐步成为建筑工程学界的主要人才培养基地；④北平朝阳学院和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成为民国司法人才的摇篮，以至于有“北朝阳、南东吴”之说；上海会计界还有“复旦是会计师界的东吴”之说等。⑤

       从学业到职业，在获得广泛机会的同时，民国大学生也必须在学业发展的各个节点做出选择。从现代教育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成长，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方作用的结果，但家庭教育在其中最具发轫之功，对学生学业的影响也最大。不仅父母对子女教育影响甚大，“兄姐”(older sibling)对“弟妹”(younger sibling)的教育获得也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sibling spillovers)。⑥民国时期也存在“许多青年选择学校，自己做不得主，只凭父兄之见”的现象，⑦但对于不同职业背景和教育程度的“父母”“兄姐”，对“子女”“弟妹”的学业规划和选择存在怎样的具体影响，尚缺少系统研究。

       民国大学生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群体性历史人物个人与代际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为了能系统地将大学生学业情况与家长职业、家庭成员教育获得等信息连接分析，自2010年以来，依靠各省市档案馆和部分大学档案馆提供的民国大学档案，特别是其中的学籍卡、登记册等资料，笔者开展了“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下文简称“数据库”)的建设。如今，这一数据库拥有28所高校近8.5万名学生填报的家长职业信息及部分亲属教育状况，为研究民国大学生群体学业发展与选择中的家庭影响提供了可能。表1列举了数据库中各校资料中填写家长职业的数量、家长职业与家长关系等变量的主要情况。28所学校中有24所填写家长信息的比例超过50％，有10所填写比例超过90％，甚至接近100％。家长信息填写比例不高的学校，主要是因为这些学校存留的学籍卡资料比较少，数据库主要使用的是同学录、成绩册等资料，这些资料在设计上并不包含家长或家庭信息。实际上，各学校登记的学生入学资料，家长信息都是必填的，这说明新式教育机构对学生家庭背景的重视。⑧

      

       一、从“官绅”到“商学”：民国大学生的家长职业状况

       章开沅先生认为，官、绅、商、学四大群体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比较活跃且起前导作用的主要群体，⑨但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四大群体的作用方式与实际影响则可能存在诸多差别。对民国大学生群体家庭背景或家长职业的分析表明，四大群体子弟在新式教育系统中的占比与变迁过程并不相同，存在着“商学”代“官绅”的趋势。

       何炳棣认为，明清时期举人及进士等中、高科名获得者多数来自官员家庭，且这一现象在清朝更明显。以最高功名获得者，也是明清两代官员主要担任者进士为例，1371年至1904年，超过30％来自前三代中未曾获得任何功名或官职的家庭，近12％来自前三代中只获得过生员但没有更高功名或任何官职的家庭，而近60％来自获得过生员以上(不包括生员)科举功名或官员家庭。⑩最近数年，针对美国学界有学者批评何炳棣研究所依据的数据分布不够均衡，影响结果可信度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徐泓将何炳棣研究明代所依据的22科进士拓展到更精确、更广泛的59科，其结论更加证明了何炳棣提出的科举制下“官场对有才能人士开放”的说法。(11)考虑到生员以上的举人、贡生几乎都会担任官职，可以说清代进士多数都来自官员家庭。至于举子，何炳棣认为明代是一半，清代是63.2％来自官员家庭。

       民国大学生家长职业远较传统时代丰富，更变化了许多：官员或公务人员子弟虽还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商人、专业技术人员及地主的比例都有极大提升，甚至远超官员子弟。(12)表2中商人在民国大学生家长职业中占比最高，达到38.89％；专业技术人员居其次，占20.37％；接着是农民(很可能主要是地主)，占13.08％；公务人员只居第四位，占10.92％，相比于清代差距甚大。由晚清入民国，社会职业类型丰富起来，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教育精英的家庭来源逐步由以官员家庭为主转变为商(资产阶级)、学(专业技术人员)并重的局面，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化发展后社会中上层结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