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23)01-0089-10 DOI：10.19563/j.cnki.sdjk.2023.01.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以下简称“SC改革”)已经成了当代本科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并实践SC改革。SC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也至关重要，2018年，教育部高教司开始推动SC改革。然而，虽然SC改革历经了二十年的发展，在中英文文献中一直未有人对这场改革进行系统的总结。于是从2010年起，赵炬明教授用了十年时间对这场改革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自2016年起，他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11篇系列论文，并在《中国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了4篇其他相关论文，其目的是帮助目前中国学者更好地了解这场改革，并在中国开展SC改革。这些论文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被很多大学教师和大学教学研究者阅读和引用。一些高校的教师发展中心把这些论文作为教师培训资料，还有学者把它们作为研究生阅读材料。因此，很多读者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个研究的背景与过程，赵炬明教授对美国SC改革成就与经验的看法，对这个研究的贡献与不足的反思，以及他对进一步研究与实践的建议。《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请高筱卉博士(以下简称“高”)就这四个问题对赵炬明教授进行了访谈。 一、背景与过程 高：这个研究是怎么开始的?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研究? 赵：关于这个研究，我首先想告诉读者的是，我不是大学教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者，我的专业学习领域是哲学与物理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高等教育管理，尤其是高等学校管理。我特别说明这一点，是希望读者把我那些文章看成一个外行的学习体会，而不是专家的成熟定论，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探索与推动中国的SC改革。当然，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和研究，也确有很多心得。至今我仍在不断检验我的看法的正确性，也会不断向大家汇报我的心得。总之，这是一次愉快且收获颇多的学习过程，也是一次长达十年的长途跋涉。 高：作为一位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者，您怎么会突然对大学教学感兴趣了? 赵：最早使我注意到SC改革的是在2006年西安欧亚学院邀请我和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教育学院伯隆(William Barone)教授为学校做战略规划。杜肯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1878年建校)，位于美国匹兹堡，该校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学院。伯隆教授曾任该院副院长，是该院的教育心理学家和教育管理学教授。当我们讨论到欧亚未来发展方向时，他坚定地告诉我，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这是我第一次听说SC改革。另一件事是参加本科教学评估。从2005年到2008年，我跟随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树子先生先后参加了十余所大学的本科教学评估，2013年后我又参加了好几所大学的审核式评估。在这些评估中我注意到，国外和境外专家都反复提出中国大学应该改变本科教学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模式。这些经验使我认识到需要认真对待SC改革。 于是，从2010年起，我开始系统查阅相关英文文献。我查阅的资料越多，越发现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学理深厚、问题丛生、意义重大的领域，非常值得研究。同时我也注意到，不仅中文文献不多，英文文献也尚未有人对这个领域做过系统的梳理和综述。由于我妻子陈肃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任东亚图书馆馆长。因此，我可以使用这些学校的馆藏资料，还可以实地观察这些学校的本科教学(事实上我在这两所学校至少旁听过上百次本科课堂教学)。于是我想，是否能做一个知识导图似的研究，全面地展示这个领域的基本情况，帮助中国大学教师和学者了解这个领域，从而在中国推动SC改革。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初衷。 我深知自己是外行，因此第一件事是学习。2010年西安欧亚学院邀请伯隆教授为欧亚学院做教师培训，让我和伯隆教授一起做培训方案，为此我专门访问了杜肯大学，随后杜肯大学的教师到欧亚学院做了五年教师培训，我参加了前三年的培训。但我很快认识到，杜肯大学的教师们主要从事中小学教师培训，因此他们的培训并不适合大学教学和大学教师。为了了解大学教师的培训情况，2014年和2015年我参加了UCLA教学支持中心为中国海洋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提供的教师培训，这些培训使我对美国大学教师的理念和方法有了初步了解，还学到了布鲁姆认知分类模型、课程设计矩阵、反向设计法、教学评价设计、教育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后我还在美国著名慕课网站Coursera上学习了密歇根大学的“本科教学导论”课程，威斯康星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三校联合录制的“理工类循证本科教学导论”等课程。此外YouTube网站上还有很多大学(如哈佛、MIT、密歇根、卡内基梅隆、斯坦福等)录制的教师培训资料，如MIT的研究生助教培训系列课程和各种学术讲座等。这些培训课程和视频资料对我有很大帮助，使我对这个领域的实践情况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通过这些活动我认识到，SC改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脑科学、发展科学(developmental science)、认知科学、学习科学等领域的学术进步有紧密联系，这些学科是SC改革的科学基础。要了解SC改革的理论与方法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些学术进步。于是我通过上课、听讲座、看视频、阅读文献等方法学习。高文主编的《21世纪人类学习的革命译丛》(11种)、董奇和周加仙主编的《脑与学习科学新视野译丛》(7种)、德国符腾堡大学心理学家塞尔(Nobert Seel)主编的《学习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ciences of Learning)(7卷)、《剑桥学科手册丛书》(Cambridge Subject Handbooks)中有关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学习科学的著作都非常有用。我花了大约三年时间学习这些基础知识。2015年后，这些领域的著作和文献更是有如井喷，让人目不暇接。我意识到：一场以脑科学、发展科学、认知科学、学习科学为基础的大学学习革命已经来临。很多在欧美SC改革中已经出现但还不清楚的东西，今天都可以在新的学术基础上得到合理解释。因此，我一直努力跟踪这四个领域的学术进步，并尽可能在文章中介绍这些领域新的学术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