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23.01.12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高等教育的逐步扩张在各国发展历程中都是自然的趋势。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从而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大有裨益。高等教育扩张对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少被质疑，而对于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关注和讨论越来越多。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是否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对于个人的人生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未来的收入、职业、社会地位等物质生活水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入学途径的高考制度关系到每个年轻人的命运，高考制度的微小改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观念中，高考制度在某些方面与古代科举制度有着相似的作用，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提供向上流动的途径，人们对于通过高考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有着很高的期待和需求。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保证教育公平是调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长期重要手段。 我国1999年的高校扩招是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快速扩张的一个政策冲击，很多研究探讨了高校扩招政策对各方面的影响，比如对高等教育溢价的影响(马光荣等，2017)，通过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李建强等，2019)，对劳动力市场、高校管理体制、教育财政的影响(Wan，2006)，其中一项重要的话题是高校扩招后入学机会平等的问题。高校扩招会影响到既有和新增的教育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同群体的受益程度很可能会有所不同。高校扩招后“寒门难再出贵子”是否是一个事实?本文着眼于不同阶层间教育机会的差异来回答这一问题。 关于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相关理论文献可见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类文献具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社会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从阶层优势的维持和固化角度考虑的。Raftery & Hout(1993)提出了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假说，认为教育扩张不会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而只有当上层阶层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缩小。原因在于上层阶层的家庭往往运用其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优先占据教育扩张所创造的新机会，只有在该阶层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教育扩张的机会才可能流向低阶层的家庭。Lucas(2001)在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MI)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假说。该假说认为即使上层阶层在高等教育中达到了饱和，不平等仍将在高等教育中以更有效的方式维持。即使上层的教育需求得到了满足，留给中下层的教育资源也是低质量的，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状况仍会维持(李春玲，2010)。而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从劳动力市场环境中理性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角度来考虑的。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做出是否进行下一阶段求学的决策时是基于成本收益考量的，不同阶层的机会成本、预期教育回报率、风险态度都存在差异，也与所处国家的制度和经济条件有关(Ballarino et al.，2009)。 两种范式的不同逻辑与高等教育扩张的起因或动机以及所处制度环境有关，社会学的思路是上层阶层主导的维持阶层优势的思路，两个假说尽管比较悲观，但在限定条件下仍然包含了不平等缩小的情况。MMI假说的含义是高等教育扩张缩小不平等是有条件的，当上层阶层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达到某个阈值，上层阶层不再需要这些机会而将其让给其他阶层，此时不平等就会缩小。EMI假说的含义是高等教育有数量和质量之分，上层阶层在数量满足之后会追求更高的质量，而将普通质量的高等教育留给其他阶层，那么在普通质量的高等教育领域不平等就会缩小，而在高质量高等教育领域不平等仍然存在甚至更大。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个人和家庭的受教育决策基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情况而做出。如果高等教育扩张是源于个人的受教育决策，那么结果应当会使得劳动力的工资趋同，缩小不平等。中国的高等教育短期内大幅扩张不完全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也不是出于是上层阶层的维持阶层优势的目的，更多的是政策的外生冲击。理论上扩招后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扩大或缩小或不变的情况都有可能。 高等教育扩张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影响的经验研究也没有一致的结论，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高等教育扩张缩小了教育机会不平等。如Iannelli et al.(2011)研究了苏格兰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面向所有阶层和性别的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扩招政策，结果显示扩招缩小了阶层间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但缩小的效应只发生于低层次的学校。二是高等教育扩张反而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Boliver(2011)通过对英国19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政策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在高校扩张政策后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仍然存在且有加剧的趋势。三是高等教育扩张在某些方面缩小，同时又在某些方面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Ram(1990)对100多个国家数据的研究显示，随着教育扩张教育不平等首先加剧，然后缩小，转折点发生在平均受教育时间为第七年的时候。 具体到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同样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李春玲(2010)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了大学扩招对不同阶层以及其他方面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是大学扩招没有减少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邵宜航和徐菁(2017)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13年CHIP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随着高考录取率的逐步提升，家庭的经济背景对子辈上高等院校(大专以上)的影响不断减小，但对考入高水平大学(“211”“985”院校)的影响却在增强。杨晋等(2019)使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2003-2013)，采用mlogit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扩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具备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始终保有“985”高校入学机会的相对优势，即扩招没有缩小精英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岳昌君和邱文琪(2020)基于2003-2019年九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变量与入学年份的交互项系数在2005-2009年间显著为负，在其他年份大多显著为正。由此作者得出，随着扩招的不断推进，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学生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重现并日益凸显的结论。杨晋等(2019)与岳昌君和邱文琪(2020)基于同样的数据，针对高校毕业生调查得到的数据只能研究在已经获得高等教育的样本中是否能够获得精英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并且，由于该调查数据都是在扩招之后，以父母职业等变量度量的社会阶层或家庭背景与入学年份的交互项无法反映政策冲击，也即这一交互项外生性不强。对于社会阶层这个关键变量，大多数文献采用父亲或父母职业来度量，但是对于职业如何分类，哪些职业属于高社会阶层，哪些职业属于低社会阶层，存在很大差异，这也是研究结论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现有文献对于扩招在不同类型学校中对教育机会不平等有何不同影响，以及扩招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是否与其他因素有关还未有充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