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3)01-0113-20 2022年4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第76/262号决议，要求任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后，联大在10日内自动召开会议，由联合国全体成员对否决权所涉局势进行审议。尽管决议内容在表面上触及了此前国际社会关于安理会否决权机制改革的相关诉求，但它本质上是当前大国战略博弈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延伸和体现。在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背景下，该决议的通过一定程度上或预示着未来联合国包括安理会改革的发展趋势，其动向值得关注。 一、安理会否决权机制设立的背景和历史作用 (一)大国否决权机制设立的历史背景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苏联、英国三大反法西斯同盟国经过激烈谈判，在确定联合国创始国和投票机制等关乎战后各大国地位、权力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雅尔塔方案”确定邀请中、法两国同美、苏、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制宪会议暨联合国的发起国；在投票程序上，规定安理会每一理事国都拥有投票权；非程序性问题需由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决定。①1945年6月的旧金山制宪会议正式签署《联合国宪章》，规定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以下简称“五常”)。尽管宪章文本中没有出现“否决权”的说法，但它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实质性地存在，并源于关于投票程序的相关规定——“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表决之”，“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②由此，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可以通过一票反对的方式，阻止任何其不赞成的非程序性事项议案的通过。 (二)大国否决权机制的重要性和时代意义 《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大国否决权机制作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安排，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首先，该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显著降低了大国间由于缺乏协商而爆发严重冲突的风险。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唯有大国团结一致才能有效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历史上，“大国一致”原则曾贯穿19世纪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协调时期。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大国在面临国际危机时会更多地寻求协商解决以达成共识，而非诉诸单边行动，这一理念曾对欧洲百年间的相对和平做出过重要贡献。③安理会否决权机制为大国因出现分歧而走向战争设置了缓冲阀，使大国可以通过投否决票的方式表达立场、维护其关键利益，防止集体安全因忽略重要成员的意志而遭遇危机。如果缓冲机制缺失，大国间的矛盾与冲突会变得更为尖锐，世界将面临更大危险。 其次，大国否决权机制吸取了国际联盟因坚持“全体一致”原则而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在面临国际危机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历史教训，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一战后创立的国际联盟为体现公平与平等原则、避免“大国欺负小国”的情况发生，赋予每个国家同等的一票，且只有在全体同意的情况下决议才能获得通过。这样的规则使各成员国都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全体一致”规则导致国联的决策效率十分低下，成员国几乎难以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时任英国外长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对国联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麻雀吵架时，国联大显身手；老鹰搏斗时，国联则束手无策。”④鉴于国联的惨痛教训，联合国在成立之初就将否决权集中在能承担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重任的大国手中，以确保集体安全机制运行的有效性，使大国更好地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⑤为兼顾中小国家的利益，联合国在成立时设置了6个由联大选举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从数量上保证安理会内小国的席位多于大国。1965年，非常任理事国数量增加至10个，席位按地区分配，为亚洲2个、非洲3个、拉美2个、东欧1个、西欧及其他国家2个，最大程度确保地域公平。⑥由此，安理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9个理事国可决票)加上“大国一致”的制度安排，使安理会的决定既能体现多数国家的意愿，又确保五常都不反对。这不仅提高了决策效率，也降低了因任一常任理事国激烈反对而显著激化国际矛盾的风险，是一种平衡权力与道义、利益与效率的折中安排。 (三)大国否决权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 安理会投票机制是美苏英三大国在二战后期特定国际形势下设计的。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三大国为了战争胜利而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为争夺霸权，美苏矛盾日益尖锐。随着国际格局发生改变，否决权机制也显露出一定的弊端，特别是当大国意见相左时，否决权往往只能以“消极一致”的方式避免大国关系的高度恶化，而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甚至成为大国博弈的政治工具。根据集体安全的逻辑，安理会的关注点本应聚焦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在现实中却长期陷于无所作为的困境。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安理会一直在一些大规模战争和冲突中保持沉默，包括冷战时期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冷战后的伊拉克战争、俄格战争和叙利亚冲突等，在解决巴以冲突等旷日持久的地区冲突方面也成效欠奉，未能改变中东地区过去几十年持续动荡的局面。否决权在一定意义上沦为大国维护特权的工具，它们在享有这一特殊权力的同时，没有充分承担起与之相应的责任。这导致国际社会对安理会的价值和功能产生怀疑，对安理会及大国否决权相关机制做出调整以适应当前世界政治变化的呼声不断响起。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