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地区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提升大国地位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新增长点。冷战结束初期，俄罗斯对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丧失殆尽。而后，俄罗斯数度提出以经贸合作为重点的“重返非洲”口号。2012年普京当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以来，尤其是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罗斯加速了重返非洲的步伐，在2019年史无前例地举办了俄非峰会。较诸以往，俄罗斯此次重返非洲有三方面显著特征。其一，将非洲视作关乎其对外战略全局的重要“棋子”。西方国家既是俄罗斯重返非洲的外部动因，也是俄罗斯重返非洲成效的制约因素。其二，以军事合作为突破口。军事实力是俄罗斯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有撬动俄罗斯对非政治、经济合作的杠杆作用。其三，以混合战争策略为指导。在同西方国家的博弈中，俄罗斯从对手那里借鉴了混合战争理论，并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国成功实践。①非洲地区作为俄罗斯地缘战略的非核心区域，俄罗斯因地制宜地运用混合战争策略，形成了独特风格。 国内外学界对于俄罗斯的非洲战略均有一定研究。既有文献总结了俄非关系的发展进程，②分析了新时期俄非合作的重点领域，认为军事、核电等传统合作领域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③既有研究成果也关注到西方因素对俄非关系的影响。④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促使普京政府加强对非洲的重视，并在政策中增加对西方竞争的内容，⑤重返非洲是俄罗斯针对西方遏制外交的“对冲型外交政策”。⑥然而，过往研究成果忽视军事合作对其他领域合作的因果作用，也未能充分总结西方国家对俄非关系发展的反馈以及衍生后果。鉴此，本文将致力于研究俄罗斯在非洲为何以及如何通过混合战争策略增强对非军事合作，同西方国家进行战略竞争，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以期从新视角探究俄非关系。 一 俄式混合战争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其适用性 经典的战争概念指的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⑦强调常规战争的暴力性以及暴力的最大限制地使用。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小型战争或非常规战争成为全球冲突的主要形态。至21世纪，“大型和常规”战争与“小型和非常规”战争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非常规战争出现的频率较之以往有了显著增加。加之限制战争的国际机制的日益完善，战争实施者迫切地谋求慎用、少用和巧用暴力行为，来达到敌人无力抵抗的目标。混合战争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发展和扩散，俄罗斯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调整和重构。 (一)俄式混合战争的内涵 混合战争概念最初是美国军事界描述全球冲突新形态的军事术语。从20世纪60年代起，小型战争成为全球冲突的主要形态。至21世纪，“大型和常规”战争与“小型和非常规”战争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2005年，美国军事理论专家詹姆斯·马蒂斯和弗兰克·霍夫曼联合发文认为，未来战争是传统战争、非常规战争、灾难性战争和破坏性战争四种类型的合成，因此可称为混合战争。⑧弗兰克·霍夫曼不断厘清和发展混合战争概念，将之置于当代冲突谱系中，同地区常规战争、有限常规战争、非常规或恐怖主义、灰色地带或模糊战争概念相区别。⑨俄罗斯积极汲取美国军事界关于战争新形态的观点，据此在2014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础上归纳了现代军事冲突的特点：综合使用军事力量和政治、经济、信息及其他非军事性措施(如广泛使用民众抗议与特种力量行动)；发动非正规武装部队与私营军事集团参与军事行动；采取间接与非对称行动方式；利用受外部资助与操控的政治力量参与社会运动。⑩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本身是美国及其盟友混合战争的攻击重点对象和受害者，从苏联到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均受到严重威胁。在总结美军战术和现代战争趋势基础上，俄罗斯研究者创造性地将“颜色革命”、灰色地带等概念纳入混合战争范畴中。在俄罗斯军界，对俄式混合战争的论述最为全面且在实践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由此俄式混合战争也被称为“格拉西莫夫战法”。格拉西莫夫认为，混合战争实质是“对敌方实施最低限度的武装打击来达成政治目的”，是非军事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混合运用，两者之比为4∶1。(11)在他看来，信息战力量、特种作战力量和准军事力量等成为主要力量，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种行为体广泛参与，主要途径是制造信息心理压力、积极扶持敌国内反对派、破坏敌军事和经济潜力，以及隐蔽使用武力等。(12)因此，混合战争呈现出多维性、非直接性和隐蔽性特征。(13)鉴此，本文的俄式混合战争指的是俄罗斯参与国际竞争乃至冲突的一种全政府、全社会的策略模式，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多种力量，综合运用常规和非常规军事手段而隐蔽实施的非传统军事行动。与传统军事行动相比，它具有平战界限更模糊、表现形式更多样、作战样式更融合等鲜明特点。自普京2012年就任新一届总统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发起混合战争，在同西方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取得不对称优势，使这种策略大放异彩，为移植到非洲地区积累了丰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