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3)02-0172-14 1947年7月30日《申报》有一则短讯：“东北中学生，及高小学生，多不谙本国史地，颇为苦闷，故对本国史地、本国文字，程度甚差，均须从头学起，而年事渐长者，尤感焦急。伪满时代，日人‘思想管束’极严，不准说‘中国人’，只准说‘满洲人’，否则就要吃耳光。”①日本占领东北十四年间所推行的历史教育，“使我们国家纯洁的儿童，毫不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从很幼小的时代便想使其忘掉祖国的观念”。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③，日人深谙此道，通过编织一套“满洲史”体系，取代原先国民党所宣扬的国史，通过各种渠道，将中国“他者”化。既往研究往往取一种或少数几种伪满历史教科书，从中摘录相关叙事，谴责日伪篡史，斥为奴化教育。④其局限有两方面：其一，伪满发行的历史教科书数量不少，但多不易寻见，研究者在没有充分掌握完备的史料基础上，仅据少数若干种教材为基础展开讨论，无法清楚反映伪满历史教科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难免以偏概全。其二，伪满的历史教育，假使站在中国立场看，自然是奴化教育，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我们的研究若停留在谴责层面是不够的。“满洲国史”写什么(记忆)以及不写什么(失忆)，是基于何种意图，认识其叙事逻辑比控诉更为要紧。本文广泛搜集伪满十余年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以“国史”为中心，首先重建伪满国史教科书的演变过程，概括各个阶段的特点；其次分析伪满国史的叙事结构，揭露其意图；最后论述伪满历史教育的效果，以及中国为“清毒”所作的种种努力。 一、规程与教材 “九一八”事变前，日人在东北执行文化侵略政策最初局限在旅顺、大连租借(关东州)及南满铁路沿线各地，并不能遍及整个东北地区。当时日本在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为中国学童办了不少公学堂(小学校)，以教授日语为主，历史科目教材最初多采用中国编纂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教材，然多不合日人之意。为了更有效实行殖民教育，1922年“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在大连成立，专门负责编弓公学堂教材，涉及中国史、日本史、西洋史。以1923年“南满洲”教育会编辑部编《公学堂历史教科书》为例，卷一系中国史，与一般中国史教科书不同的是，有关东北地区历史颇多，如第十二课“上代满洲”、第十六课渤海、第十七课辽、第二十课金、第二十八课“明代之满洲”。中国近代史涉及日本者，叙事多不实。不过，彼时日本尚不敢像“九一八”事变后那样明目张胆篡史，颠倒黑白。伪满建国后，“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的历史教材经过改编，通行于整个东北地区。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除重要城市及安全区域外，东北各学校大都停办，悉数被日人控制，取缔或删改教科书。1932年3月1日伪满成立，各地学校次第恢复开学，当局密集颁布各项措施，控制教育。奉天教育筹备处即刻拟定初高小学必修科目教学用书删正表，通令各县遵办。其中史地二科拟暂采用商务印书馆以前出版之新撰教科书，“其内容有与时势不合处，略加删正，另拟临时删正表，以资参考”。同时备注说明，除了表列删除者外，如教员发现字句间仍含有排外意味者、各科书内关于各种制度与名词以及“我们”“我国”等字样有与时势不合者，得随时酌量“改正”。⑥ 日人害怕“曾受排外教育之学生，思想犹有不稳”，4月1日要求东北地区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⑦6月18日伪民政部训令“对于排外教材，切实取缔，以一民志，勿得任意妄为，淆惑观听”。⑧6月25日又训令“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等项”，要求各学校“认真实行，勿稍疏忽，并将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删正表迅即呈部一份，以凭考核”。⑨此外，奉天教育厅令社会教育科派员分往各学校，一一调查有无含有排外思想之图书，以资查封取缔。⑩据说国统区书报如《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世界日报》《晨报》等禁止输入东北，中国各书店出版的新思潮书籍，俱在禁查之列，三民主义课本及“反动思想”的书籍均被销毁。(11) 1932年3月伪满民政部设立文教司，着手编纂各种教科书。其间各校如采用自行编纂的教材，须经文教司核准，方可施用。(12)1932年7月5日，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13)，“谋国家教育之统一彻底”(14)，从事编纂“王道主义”教科书。在文教部国定教科书短期未完成之前，只好采用审定教材。当时省城各小学被迫开学，限用1923年以前商务、中华两书局出版的旧教科书，须删除其中与国家观念有关系及国耻事迹，始准教授。如修身、国语教科书，经重加删订才能使用，而历史、地理两科教材则根本改造，完全新编。1935年11月文教部统计，凡含有反满排日、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论及中国较多的教材都不被认可，涉及修身、伦理、心理、论理、教育、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等教材总计156册，其中历史教科书有19册。(15) 除了陈衡哲《西洋史》上册被认可之外，商务、中华两书局出版的大量历史教科书，都被日人视为排外课本，禁止使用。举证“不认可事由”，多涉中日关系，为日人不愿面对或承认的事实，如古代日本曾朝贡中国，或兵败中国的史实，以及近代以来日本侵华。例如，金兆梓《初级中学用新中华本国史》第一册举证三条：第94页“至如日本自东汉时通中国，南北朝时始入朝贡于南朝，及唐破其援百济兵于白江，震于唐之声威，特置‘遣唐使’朝贡中国，且迭派僧侣学生至中国留学，一切制度亦取法唐制，于是中国文化又东被日本三岛”；第96页“何谓遣唐使？并述日本与中国之关系”；“编辑大意”谓“尤其是帝国主义之侵略，本书于此等处，特为注意”。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谓“灭百济，败日本援兵”，“败日兵于是平壤”，“日本遂灭琉球，以为冲绳县”，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下卷谓“我国之东三省”，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东亚各国史》谓“倭人即今日之日本也，其史籍自古无考”，“封秀吉为日本王”等，都是日人“不认可事由”。(16)奉天省公署训令各学校对于不认可各书绝对禁用，所准用者，除国定教科书外，限自认可书名表内采选，“至于认可或否，尚未判定之书，非经呈请审查认可后，不得擅用”。(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