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23)02-0030-09 《白鹿原》是村落叙事的典范之作。所谓“村落”，与“乡土”具有不同指向：“村落”是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概念；而“乡土”则是文化的、文明的概念。“乡土”是现代的产物，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学界以现代的知识、观念、价值系统，对数千年乡村社会进行观照后的一种“发现”。故此，“乡土”自诞生起，就被各种复杂的观念所缠绕。纵观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乡土”叙述概有三种范式：其一是鲁迅式的，以启蒙为价值视野对乡村社会进行文明批判，并创造出未庄、鲁镇之类经典乡土社会意象；其二是沈从文以挽歌心态塑造出的“茶峒”边城，并以虚构的乌托邦世界对现代城市文明展开批判；其三是以“革命”作为思想视野，构造出革命题材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无论是鲁迅式的启蒙，还是沈从文式的启蒙，或是革命场域中的乡土社会叙述，乡土和乡村皆经观念改造而来，是观念化的乡土和乡村。而《白鹿原》则有所不同，其塑造的村落形态——白鹿村，虽激荡着诸多历史、文化气韵，但就“白鹿村”这个村落形象自身而言，是中性的、祛观念化的。陈忠实塑造“白鹿村”的基本方法，即动用大量的地方志、地方文献、民间传说、口述史料等：一方面，作家通过诸类历史文献，复建一个祛除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纠缠的原始村落形态；另一方面，多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内在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地方文化，又氤氲于白鹿村的村落文化及村民的个人命运之中。作家以《红楼梦》式的笔法，将白鹿原置于天地乾坤和混沌时代气象之中，创造性地开辟了村落写作的第四种形态——即扎实地嵌入大历史内，统合官方、半官方、民间资源，揭示正史之外的村落秘史。此种写作方法，于当代乡村书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及典范意义。 一、地方志与“白鹿村”的形态构建 小说扉页，陈忠实援引巴尔扎克之语——“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表达了自己对于长篇小说的理解，以及创作野心。由此不难体察到，陈忠实实则潜隐地存在着某种“文学史焦虑”。在《白鹿原》之前，无论是创作总量，还是影响力，陈忠实在陕西作家群中都不显得突出：彼时，较他年轻七岁的路遥早因《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达到个人创作巅峰；整整小他十岁的贾平凹，也因《鸡窝洼人家》《浮躁》和《商州》等系列作品而名动天下。唯有陈忠实，虽业已发表了《康家小院》《初夏》《蓝袍先生》等作，但终究是不温不火。1985年，陈忠实参加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该会议以鼓励青年作家创作长篇为主要精神，亦有着地方性“茅奖”焦虑背景[1]3-4。或许受到组织层面的引导，陈忠实内心萌动了想写一部“垫棺作枕的书”[1]22的雄心。《蓝袍先生》见刊后，他便着手构思、草拟《白鹿原》。 当然，对于其时的陈忠实来说，如何写作长篇，特别是写出一部可“垫棺作枕的书”，实是一挑战。《白鹿原》之前，陈氏并无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或曰，虽无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但却并不缺少“长篇小说”观念。该观念，便是巴尔扎克所言的“民族秘史”。既是“民族秘史”，就必然不能是被观念甚至是知性、理性所裹挟或图解的；而应是隐秘的、野性的、混沌的，趋于大象无形的。故在正式动笔之前，陈忠实便以严谨的、历史主义式的考古路径，呈现原本形态的村落。此村落，理应如胡适所判断的那样，不会太齐整，皆因“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2]60。如是，陈忠实创作的第一步，便是探入历史内部，“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1]9。1986年前后，陈忠实分别选取蓝田、长安、咸宁等地作为调查对象[1]12，甚至一度暂居于蓝田县城，尽可能抄录资料。于是，在几年的寻访中，《白鹿原》终于拥有了丰厚的村落史作为创作依托。 在《白鹿原》这一个案中，地方志、历史典籍与文献、民间传说、口述实录等材料的使用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在“白鹿村”的叙事构造上，陈忠实从地名系统、人物、事件等不同层面，创造性地改造、转化、利用了地方志，构造出一个兼具史学真实与文学创造性想象的复杂文本。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白鹿原”，《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载：“白鹿原，在县西六里。按三秦记云：‘周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原，以是得名。’”[3]556与简化的“白鹿游此原”不同，小说对白鹿如何忽现古原而复消失的传说作了生动刻画。之所以颇费笔墨叙写白鹿原得名之由来，其一与作家的秘史情结有关。神秘而远古的白鹿精灵不仅是“白鹿原”之所以然，更构成古原秘史书写的起点，白鹿精灵与白嘉轩、白灵、朱先生、鹿兆鹏等人物皆有所联结，亦是文本神秘主义的主要表现；其二，则体现了在从地方志到小说的这一化用过程中，陈忠实对文史资料的挪用、延伸和演绎，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学修辞和想象。在其他地名系统内，《白鹿原》中“滋水县”实为蓝田县[4]7。按《续修蓝田县志》，县内有一“灞水”流过，“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以显霸功”[5]13。此“滋水”便是小说中的同名“滋水”。陈忠实提及，灞河流经白鹿原北坡，汉文帝陵墓因之称作灞陵，白鹿原则有灞陵原与灞上之称谓[1]105-106。从蓝田县到“滋水县”的地名转换，可见其得名并非全然虚构。或许河流之于黄土地区的重要意义，加之“滋水”所具有的古史背景，令县志中的“滋水”成为了小说中的县名；同样取材自地方志，小说中白鹿书院即芸阁学舍[4]13。将“白鹿”纳入书院之名，突出朱先生所秉持的“白鹿精神”之同时，增加了小说的神秘主义色彩，亦是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