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张弦15岁，正值青春年少。对于这一代青年人来说，“天空是那样晴朗，阳光是那样明丽，理想是那样美好，心灵是那样纯净，前途是那样广阔……”②然而，初出茅庐的张弦，1958年就因一篇未发表的小说被划为“右派”③，下放安徽农村，一搁笔就是21年。所幸在新时期到来之际，凭藉着对共和国初期的美好体验和单纯信念，张弦迅速恢复创作状态，奉献了一系列在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优秀作品。1980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举成名后，他继续在婚恋题材上开掘，发表了《污点》《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银杏树》《回黄转绿》等小说，每一篇都匠心独运，耐人寻味。刘志权评论说：“张弦的浪漫、他的真诚、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和探索、对社会问题持久的关注、对人生和人性的思索，都带着那一代人特有的气质，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气质。”“对张弦而言，浪漫与真诚熔铸为小说及影视中众多形态各异、内蕴丰富、与时俱进的女性形象，形成了他区别于同代作家的鲜明标志。”④的确如此，青春、理想、爱情、婚姻、女性，是张弦小说富有魅力的关键词。1981年，《挣不断的红丝线》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关注和争论⑤。如今重读，仍然让人思绪飞扬。“我要走自己的路”“结婚是不是爱情的坟墓”，小说中这两句打着引号的话，貌似无关宏旨，却扣人心弦。这熟悉的语调，坚决又响亮，伤感又迷茫，恰恰都是百年前五四文学的回响。 “我要走自己的路!”，这是小说开头，少女傅玉洁写给父亲的信，“像电报似的简短明确”，用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她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冲出家门，无所畏惧地走向社会，走向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恍若是那个“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在说的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她的这一呼喊，“正是西方个性自由、人格自主的回声”⑥，成了一代五四青年的自由宣言。 在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没有“自由”概念。近代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周桂笙说，“近世欧风东渐，自由之潮日盛，奔腾澎湃，駸駸乎灌输及于全国”“夫所谓‘自由结婚’者，非近时人民所自定之一新风俗哉”⑦。“自由”一词正是在近代随着“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呼声才四处播扬的，最终汇成了五四一代的主流话语。从近代言情小说主人公们的“殉情”“惨死”，到五四文学中的“出走”“私奔”，他们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决绝姿态，誓死挣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绳索。他们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抗争，其实就是对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的抗争。 可是，“自由”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和宣言，作为个人权利，它的基本要义是“自我和自我表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⑧。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一系列个体为人生负责的作为。“所谓自主能力和自由并非某个特殊机能的内容，而是整体自我的一种性质——一种思而后感，感而后择，择而后动的一系列机能。”⑨人在青年时期的叛逆行为，本能地渴望独立，解脱对原生家庭的依赖，未必能领会自由的确切涵义。也就是说，“我是我自己的”“我要走自己的路”的宣言，可能只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发展”，成长为一个能自主、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体⑩。真正的自我，是一种成熟的整体人格。这是一个变化、生成的过程，个体在不断地反抗中成长，并使主体得以确立。康德说：“自由概念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11)他还说，“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自律概念和自由概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12)。自由与自律同在，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性，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与之相反，自由是一种责任，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独立自主、特立独行并非遗世独立，与世隔绝。在反抗束缚的同时，人必须以爱的方式来重新面对自己，回应他人和世界，以理性、创造力、劳动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结。 子君失败了，她逃脱了专制家庭，却像传统女性一样，一旦结婚就失去自我，一心依附于一个男人，吃饭、小油鸡、叭儿狗成了她狭小的精神和现实世界。正如邓晓芒指出的，子君的话，翻译过来其实是：“我是‘你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13)。她始终只是一个听话的女学生，满是“孩子气”“稚气”，并未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独立自主的成人。“鲁迅的目光所捕捉到的却仅仅是女主人公们那表面的自由行动，而忽略了其内心的自由挣扎。实际上，表面行动的自由未必就代表主体内心的自由；究其实质，自由还是属于内在的一种东西，这种内在的自由绝不会因为外在的自由与否而改变。”(14)子君在外在行动上貌似自由，其实内心是不自由的，她并未用心考虑过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就是操持家务，所以她很快就进入了“贤妻”的刻板模式。这种境况的她，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由，自动停止了生长，不再探索和寻找未来，故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付出了年青的生命。对于“娜拉走后会怎样”的问题，鲁迅指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女性必须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既然旧社会并没有给予她们中的大多数以生存的机会，涓生、子君的恋爱悲剧就被解读为个人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个人必须汇入革命洪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可是，当新中国到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涓生、子君们面临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