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事件”的“高密东北乡” 在当代作家里面,莫言是较多强调故乡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的,并留下了大量关于早期经历的文字。如果从中找一个莫言文学的关键词的话,那无疑会是“高密东北乡”。莫言在不同的文章里强调了打出“高密东北乡”这一旗号的起点性、标志性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一概念的提出决定了他文学创作的道路和方向,文学观念自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此便开始了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文学生涯,“原本想趁火打劫,谁知道弄假成真”。我成了文学的“高密东北乡”的开天辟地的皇帝,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要谁死就死,要谁活就活,饱尝了君临天下的乐趣。什么钢琴啦、面包啦、原子弹啦、臭狗屎啦、摩登女郎、地痞流氓、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真传教士……统统都塞到高粱地里去了。①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诞生的标志性时刻,作家本人的强调使得研究者们格外注重“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的起源性意义,甚至赋予其某些“神话”色彩。大多数的研究也基本从“作家与故乡”的一般范式进行,譬如发掘故乡所提供给作家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的美学风格。莫言与高密东北乡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的命题。在这种状况下,高密东北乡在某种程度上被同质化了,成了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概念。 对高密东北乡与莫言关系的研究大体没有脱离“故乡”研究的某些范畴和方法,其中成绩最显著的成果无疑是从区域文化角度开展的。区域文化拓展了作家研究的文化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是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涉及湘楚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黑土地文化、江南文化、雪域文化等。这套丛书以地域文化与流派、作家的关联性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严家炎先生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他还指出,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②。严先生所强调的比较集中于文化、地理等稳固性的影响因素,也是丛书最具开创性的地方,确立了研究的新范式。 齐鲁文化对齐鲁文学同样影响深远,因此研究者格外强调齐文化对莫言的影响。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把齐文化视为研究莫言的关键和根本,他认为,“要研究莫言,要探讨莫言的成功,还是要从根上找,从齐文化谈起”。他提出,齐文化的一些因素,比如好奇思遐想和空灵浪漫性格,丰富的想象力,开放的心理素质,性格豪放,与时俱进等众多文化因素,孕育了莫言的文学精神③。从齐文化研究莫言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它们解释了莫言文学精神和气质的由来,表明了高密东北乡在莫言人格和文学品格塑造上的重要意义。 然而地域文化角度的研究因为文化的稳定性很容易陷入本质化、静态化的状况,把区域文化和作家创作进行表面化的比附,也容易出现有些学者指出的“套路化”“公式化”现象,对地方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不加区分④。此外,还存在文学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未被重视,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等问题⑤。这些问题在莫言研究中同样存在,但最近几年,莫言与高密东北乡的研究有新的推进,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上述问题:一方面,区域文化被具体化为茂腔、泥塑、剪纸等民间文化,另一方面,程光炜老师“莫言家事考”的相关研究则把高密东北乡充分历史化。这些研究使得高密东北乡更为具体,也更具历史感。 因此,作家与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开放性和历史性,我们应该看到:地方文化对莫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并不构成全部;故乡除了文化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更有历史的偶然和变动。高密东北乡在空间维度之外还有时间的维度,它既是固定的、稳定的,也是流动的、变化的、历史的。按照布罗代尔的划分,历史有三种时间: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地方的文化、地理显然属于长时段的历史,这是一种几乎静止的时间,“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对于后两种时间,尤其是短时段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当代作家故乡时关注不够,这“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极端敏感的”,“是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人的愤怒、愿望和幻想”⑥。依据这样一个划分,作家与故乡的关系也是多种维度的,故乡不应该被处理为稳定的、凝固的、同质的概念,因此有必要把故乡“事件化”,找回故乡中那些短时段的历史和经历,在时间的意义上复活故乡中的历史“过程”,在稳定不变中寻找“断裂”,打破对其连续性和循环性的固有想象,重新建立作家与故乡之间的多重关联。那么,三重历史时间下的“高密东北乡”和莫言之间动态的、多元的联系就需要重新给予关注,通过资料的整理重新去发掘其中的“事件史”,寻求高密东北乡的“事件性”意义,把稳定的文化和断裂性的事件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