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67(2023)01-0029-10 张承志曾在《致先生书》《再致先生》《鲁迅路口》等文中表达了对鲁迅明确的尊崇，并将他引为精神的同道者。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进一步探究了两位作家的思想关联。旷新年较早地把张承志称为“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指出作为20世纪交相辉映的两位作家，他们在文学态度和面对时代的处境上都“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性主要在于他们面对“惨淡的人生”时的凛冽姿态。①王吉鹏等人认为，两者都依托于“母亲、人民、民族的情感因素”，与鲁迅相似，张承志后期也逐渐转向散文写作，他在对现代品性的追索中延续了鲁迅散文精神的精髓。②古大勇则从张承志自身精神发展的历程入手，分析了他对鲁迅的“求援”，在鲁迅那里，张承志对“反智”和汉民族文学的批判找到了参照依据。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确认了两位作家的精神联系，有助于我们充分地理解张承志思想的脉络。 不过，从鲁迅到张承志的线索梳理工作，在抓住两者的影响和相似性之余仍然还有遗憾。第一，大多数研究者聚焦于两位作家对现代品质追求上的相似性，而忽视了他们都对某种古代精神的心驰神往。如果说两位作家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他们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返回古代寻求灵感。因此，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和鲁迅的《铸剑》等篇什里的“刺客精神”，就尤其值得注意。第二，在影响的纬度上，研究者基本上延续了张承志本人的说法——认为他继承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但是未能对这种影响有进一步辨析，换句话说，张承志对鲁迅的援引被理解为单纯的“求援”，而“求援”过程中的选择性却未能得到讨论。本文从两位作家对刺客精神的阐释切入，将之进行对比，正如我试图说明的，张承志在援引鲁迅的同时也暴露了与后者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检视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 一、张承志的刺客正义 张承志发表于1989年的中篇小说《西省暗杀考》(以下简称《暗杀考》)，可看作是《心灵史》的“微缩版”。同治十年(1871年)，马化龙领导的哲合忍耶起义军惨败金积堡，小说就从惨败后的幸存者讲起。一片残夜之中，师傅、竹笔满拉、喊叫水师傅和伊斯儿及其三名女眷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团体，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向“刽子手”、清军统帅复仇。敌众我寡，暗杀行动必须机密、迅速，不为外人所知。任务极其艰难，于是，小说就变成了以伊斯儿为主角的四代人前赴后继的复仇之旅。小说在语言上引入了不少西北方言，大量运用短句，行文有一种匕首般的锋利感，像是要撕破小说时空中无形的网。在刺客人物上，作者寄予了充沛的抗争激情。伊斯儿等人将清廷称为“行亏的官家”——一部冷酷而残忍的体制机器，他们对清廷的斗争史就是一部抗争的历史。何为“体制”，张承志未有过具体的解释，但从思想脉络上看，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冲动。在《体制外的意味》中他指出，体制具有可怕的吸附力，使反抗转瞬变为顺从：“浏览着个人奋斗的故事可以知道，挑战体制往往不过是可悲的作态，不过是跻身体制的手段而已。”④体制表示具有压迫的力量，面对清政府的统治，伊斯儿等人是尖锐的“反骨”，他们的行刺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典范被描写的。在另一篇散文中张承志写道：“世界像一个顺坡往下滑的球，这个坡就是体制。坐在这个球上的人类中，很少有骨血反抗体制的、不顾生存求完美的人。”⑤ 伊斯儿毕生投入在两件事上，一边是孤注一掷的刺杀，一边是功修中希冀“陶醉”的降临。“陶醉”是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修行中会出现的一种状态，不可言状，但修行者会从中领略某些“机密”。潜伏肃州时，伊斯儿在“陶醉”中看到“一湖三岛”——暗示着实现刺杀的地点。但由于风声走漏，喊叫水马夫错失机会，从此他再也无“陶醉”的体验，这表明从神学上他无法再得到任何“机密”和启示。随着竹笔满拉和马夫相继刺杀失败，得了“血衣”，复仇似乎越来越渺茫。回到金积堡附近的“一棵杨”后，伊斯儿隐藏起身份。四十年后，他已成为教内有影响力的胡子阿爷，以经商为掩护，隐蔽地发展着教门的网络。此时清军统帅早已因病暴毙，但复仇未竟。在毫无指引之际，他只好决定“随机”地刺杀统帅在清军中任职的后人。结果，正当他发动各地教众行动之时，一场革命彻底搅乱了他的计划：“数不清的革命军奔突而来，替了自家的教下，边吼着革命边宰人”，回民们失了方向，“呆木桩般立在火影里。不是回民复仇，不是金兰山黑帮造反，一场鬼迷的革命，把事情生生地夺上走了”⑥。 伊斯儿在功修里终身未能参悟的“机密”在这一刻显现了。哲合忍耶遭受世代的压迫，他们所渴求的正义在那一刻得到了偿还。对受尽委屈的哲派来说，这是一份迟到的回答。伊斯儿困难重重的复仇，在张承志那里都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得到解决，哲合忍耶神学未能解答的问题，在中国革命那里获得了肯定。小说叙事本身就表达了对哲派受难和反抗的理解——他不是单拎出来去看待这个回民教派的殉道史，而是试图将之与主流中国历史融合。长久以来，哲派历史只在内部隐秘地流传，教众们一代代通过传阅用阿拉伯文和波斯语写成的《热什哈尔》来保存记忆，由于哲派处境的危险，它更是竭力避免为外人所知。⑦但《暗杀考》最终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明效果，即哲派的斗争并非孤例，而是内在于主流历史的，哲派与主流中国历史之间的疏离在小说最后得到弥合，两者在正义性上达成了一致。 辛亥革命对伊斯儿等人的复仇提供了强力解释——既然辛亥革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反抗清廷的哲派斗争的正义性也与之同构。如果我们能理解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就能理解伊斯儿和哲派的复仇。小说暗示我们，无数失败的斗争不会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不论是哲派教众还是革命军，他们作为弱者的抗争构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面对清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被压迫者选择以暴力的形式争取尊严，这是刺杀的意义所在。对于行刺，张承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散文《清洁的精神》中有清晰的阐述。这种政治行动中的非常手段，在他看来具有正义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制胜的决死拼斗。”⑧在“后革命”的语境中，刺杀及其牺牲被看作野蛮和恐怖而受到否定，普遍流行的政治观念中，人们更看重“非暴力”与个人的自我保存，但对张承志来说，刺杀是对压迫的不屈反抗，是历史的肯定之纬。于是，他进一步将刺客精神追溯至《史记·刺客列传》，赞赏司马迁未将历史全部写成王侯贵胄的加冕史。张承志逐个评述了司马迁笔下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等刺客，这些人或者相貌丑陋，或者出身卑微，但他们因为对诸侯强权的反抗而熠熠生辉。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