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3.02.02 1908年，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①。长久以来，它仿佛是一道注定引人深思的谜题：在晚清崇拜科学的语境中，鲁迅出于何种背景、原理为“迷信”辩护？这与他早年从事文艺运动以改变国民精神的志愿又是怎样的关系？正如这个短语以及《破恶声论》篇名所示，当鲁迅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观点时，他存在明确的对手，同时，也不应认为这是一时意气之论，鲁迅早年围绕“迷信”的思想历程表明这个观点无疑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它不仅凝练地传达了鲁迅有关科学的看法，也显示出清末知识界生成了一种关于科学以至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路。 事实上，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前，鲁迅也曾呼吁破除“迷信”。1903年，初到日本的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此时，他意图以科学小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②，“智识”意味着对于自然现象的科学的也即最权威的解释。这种以“智识”破除“迷信”的思路也同样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得到展现，鲁迅认为“迷信”是中国地质科学不发达的结果，其危害甚至将导致国家衰亡③，但从1907年的《科学史教篇》开始，鲁迅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重新处理了科学和“迷信”的关系，例如指出“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④。正是延续这一脉络，鲁迅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批评清末科学主义者是“伪士”。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文章考察过鲁迅的科学观，论者或探讨鲁迅的科学启蒙精神⑤，或分析鲁迅思想内部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⑥，或试图追考鲁迅科学思想更深层次的精神路向⑦。总体上，这些论述一方面展现了鲁迅科学思想的复杂性，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局限于对鲁迅个人观点的陈述，难以从更为整体性的视野揭示鲁迅科学思想形成的脉络及其内在的原理⑧。 鲁迅的科学观形成于东西文明交汇的复杂历史语境，正是对于19世纪西方科学界更为深入的认识改变了鲁迅的科学观，促使他建立了批判性的新视野，进而针对清末崇拜科学的潮流得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一极具反思力的结论。这种变化深刻展现出近现代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认识路径。同时，由于蕴含着鲜明的主体性意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也构成了如今进入鲁迅早年思想与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更为历史地考察鲁迅科学观念的形成及其变化的原理，有必要进一步展开鲁迅有关科学论述形成的脉络，通过探讨他对西方知识资源的借用与改造，分析这种观点成立的可能及其在清末的突破。 一、东西文明交汇与科学主义的兴起 鲁迅早年不仅密切关注着现代西方科学的最新进展，也处在清末激进的科学主义潮流中，这两条脉络的交汇构成了他所面对的基本语境。鲁迅经历了较为完备的科学训练，从1898年到1906年，他先后在南京的新式学堂与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仙台医专学习，其主业都紧密围绕现代科学。这将近十年的科学训练既构成了鲁迅早年最重要的知识背景，也深远地影响着他此后的思想与言说。 尽管鲁迅1906年从仙台返回东京从事文艺运动，但他的思路仍然部分延续着此前的轨迹。鲁迅弃医从文后的首篇论文《人之历史》即回顾了进化学说的历史，正如这篇文章副标题“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所示⑨，在接受科学过程中，鲁迅曾颇为热衷海克尔(E.Haeckel)的一元论思想，他甚至相信，海克尔的生物学成就已经超过了达尔文和赫胥黎。鲁迅不仅向清末知识界热情介绍海克尔的“种族发生学”，在《破恶声论》中，他还再次引述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观点，借此为“迷信”进行辩护，如认为海克尔提供了科学与宗教并存的思路：“夫欲以科学为宗教者，欧西则固有人矣，德之学者黑格尔，研究官品，终立一元之说，其于宗教，则谓当别立理性之神祠，以奉19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⑩ 作为19世纪末德国最负盛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主张从自然科学出发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海克尔的一元论渊源于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特殊性，他试图借助科学理性解决现象与本体、物质与精神、自然与自由等范畴分裂的状况(11)。美国学者吉莱斯皮(M.A.Gillespie)指出，这种分裂状况是中世纪的神学遗产：一方面，上帝在现代世界化身为“物质”“自然”“科学”等范畴；另一方面，人类主体性却与这些范畴内在的决定论思维存在根本分歧。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人、神对立的景象在现代世界重新上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三组二律背反“人有自由，——反题：没有自由，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性”便再现了这种状况(12)。面对这种困境，康德表明“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通过论证人的认知能力仅在经验和现象世界的有效性，他给信仰、精神和道德留下了存在空间(13)。然而，海克尔否定这种方案，他将灵魂、上帝、精神、道德等问题尽数收纳到自然科学的一元论解释框架中，并批评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是忽视生物学与人类学视野的狭隘表现。海克尔几乎把康德当作一元论的最主要对手，这也使得他得罪了同时代德国学界的新康德主义者，其中就包括鲁迅在《人之历史》开篇所提到的“德哲学家保罗生(Fr.Paulsen)”(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