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1-0093-10 在鲁迅的杂文中，至少有两处是关于“生产者”的明确表达，第一处在1934年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其中提出了与“高等有闲者”的“消费者艺术”相对立的“生产者艺术”①，第二处在1935年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文中，其中认为杂文作者写杂文与“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一样，都是不得不作，不是为了青史留名。②由此可以推论的是，鲁迅把杂文作者喻为与农夫、泥匠一样的生产者。而在1935年的《且介亭杂文·序言》中，鲁迅又说自己出杂文集就像是深夜街头摆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③，这就进一步表明他将自己的杂文写作视为小钉、瓦碟的生产，将自己杂文写作中的主体意识建构为一种生产者意识。④因此，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命题是，当鲁迅将自己的主体意识建构为生产者意识时，其杂文写作及相应的形式问题应当如何理解？ 鲁迅虽然是在1934年至1935年的杂文中作出了关于“生产者”的明确表达，将自己杂文写作中的主体意识建构为生产者意识，但相关的意识可以说是其来有自，并非突然发生的。从思想观念上来看，鲁迅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即已表露出生产者意识。他在文中畅想20世纪文明，认为“二十世纪之文明”是一种“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的文明，需要有人“恃意力以辟生路”。⑤相应地，由于鲁迅在行文中批评当时的知识者往往是以所学“干天下”“干禄”“博志士之誉”“得温饱”⑥，是以各种方式消费知识的行为，当他强调20世纪文明与19世纪文明异趣，拟想20世纪文明的基本特点时，就是将自己拟想为生产和建设20世纪文明的“意力之人”⑦，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以生产者自居的主体意识。 上述以生产者自居的主体意识，在1919年前后的杂文写作中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与1908年前后的强大自信不同的是，鲁迅1919年前后表现出了深刻的自我怀疑。诸如1918年《狂人日记》中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⑧和1919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⑨等表达，都是一种面向未来应当出现怎样的社会和人伦关系时所产生的担当和怀疑意识。担当关联的即是主体意识，鲁迅其时相信进化论，认为自己可以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承担关键的一环，助益于建设一种理想的未来社会和人伦关系；怀疑关联的即是对自己能否承担关键的一环以及进入理想的未来社会和人伦关系的怀疑。但是，即使有此怀疑，鲁迅并不放弃承担，其以生产者自居的主体意识乃由强大的自信转为怀疑中的坚韧。从强大的自信到怀疑中的坚韧，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只有拥有了怀疑中的坚韧，鲁迅以生产者自居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面对挫折，因应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生产和建设理想的未来社会和人伦关系的需要。这也就是说，即使1908年前后所拟想的20世纪文明未必如期出现，即使心中萦绕着种种因为挫折而生成的寂寞、孤独、无力之感，如《呐喊·自序》中所书写的那样⑩，鲁迅也不会放弃以生产者自居的主体意识，而是在时时反顾和回眸中又继续前行，随着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易一些对未来理想社会想象的具体内容。 其次，鲁迅1919年前后的杂文写作表明，他延续了1908年前后的批判意识，更加主动和积极地批评时人消费知识的诸种行为。 鲁迅批评的第一种行为是消费知识以抵制知识的行为。在《随感录·三十三》中，他发现当时的“儒道诸公”“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中国其时“何尝真有科学”。(11)鲁迅所批判的这种现象，从相反的角度来说，是科学作为一种话语进入近代中国以后，影响了当时“儒道诸公”的表达，使他们无法以原来的方式进行言说。但鲁迅身在历史之中，洞悉其中情伪，认为就中国一域当时的情况而言，科学并不是强势的存在，故而并不认为是科学侵入了“儒道诸公”的鬼话，而是“儒道诸公”在科学中“羼进鬼话”，消费科学。相较于对“儒道诸公”这样的守旧人物的批评，鲁迅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一些自居新派的人物消费科学的行为。在《随感录·四十八》中，他认为维新变法以来的新人物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等主张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应当采取易卜生的态度，“All or nothing”。(12)这也就是说，鲁迅以非此即彼的决绝态度将维新变法以来的一些自居新派的人物视为必须彻底批判的对象。那么，相应地，这些新派人物对科学的态度，在鲁迅看来就是消费科学的行为了。 鲁迅批评的第二种行为是消费知识以攻击知识的行为，并借机生发出深刻的文明批评。在《随感录·四十三》中，他发现《上海新报》的星期图画增刊《泼克》上模仿西洋的讽刺画，可惜画法虽然模仿西洋，但思想顽固，人格卑劣，并因此发出了著名的染缸论，认为中国具有“黑色染缸”的性质，能将到中国的外国事物染得“无不失了颜色”。(13)果然如此的话，鲁迅就不仅仅是在批评一时一地的消费知识的现象，他批评的是中国难以改易的某种根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以生产者自居的主体意识就愈发难能可贵，他以此种意识面对时人消费知识的现象，就愈发会坚持生产者的主体意识，以期个人、社会和国族的新生。秉持这样的深层逻辑，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六》中再次批评了《泼克》讽刺画作者消费美术的行为，最后决绝地表示：“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14)脱离鲁迅杂文提供的批评《泼克》上的美术家的语境来立论的话，崇拜任何偶像都是不当的。但鲁迅在杂文中着意的显然不是表面上立论的公允平正，而是针对性地驳倒对手，揭示一些现象背后存在的普遍问题和规律。这也就是说，鲁迅对一时一地消费知识现象的批评所关联的是对普遍问题和规律的揭示，鲁迅大概认为对于一时一地现象的批评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在普遍和规律的层面形成了有效判断，才能狙击笔下所批评的具体人事。因此，与其说鲁迅乐于在纷纭世相中磨砺自己杂文写作的刀锋，不如说鲁迅乐于探寻纷纭世相的“本根”，在本质的意义上进行思考和写作。在鲁迅的表达中，“本根”一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中，其后《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诸文中都有使用，而以1923年《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最见鲁迅思维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