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3)02-0147-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3.02.017 一般认为,“七月派”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以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刊物为阵地,聚集了路翎、阿垅、冀汸、孙钿、曹白等一大批诗人、作家。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七月派”研究的深入,有关其流派特色、边界、成员、脉络的研究却依旧迟迟没有定论。这些现象表明,新时期之初塑造的“七月派”形象不能被看成是对20世纪40年代历史原貌的寻回或“确认”①。实际上,直到1981年《白色花》出版后,“七月派”才以文学流派的面目为人所熟知。寻回或确认之说既没有认识到这一诗人、作家群体历史形象的含混性,更是忽略了新时期之初文学现场的复杂性。基于此,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再是回答“七月派”是什么、有哪些人、边界在哪里等问题,而是将其看成当下我们所熟知的一种文学知识,并对其建构过程“再历史化”。通过对文学史的细致勘探可以断定,“七月派”应该是在新时期之初由该流派成员和学界共建的结果。 一、“寻回”之难:“七月派”历史形象的驳杂性 寻回或确认之说始终不能解决的一个矛盾在于,“七月派”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稳定的、完整的形象。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七月》社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胡风集团”,其命名方式、形象、成员、边界不断在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七月派”命名前史作一简要梳理。 早期集结于《七月》社的作家,大多是30年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七月》社在某种程度上是“两个口号”论战中,鲁迅、冯雪峰、胡风一脉左翼作家的余绪。如刘雪苇认为,“七月派”虽然在抗战以后才逐渐形成,但其成员主要来自30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鲁迅派”“雪峰派”②。吴奚如回忆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的时候,是以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为单位向长江局提出名单,但那些名单中唯独没有一个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杂志,“也即所谓‘鲁迅派’的作家”③。但由于这批作家身份复杂,地域分布很广且流动性强,作品的风格差异也比较大,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团或流派。所以,胡风将《七月》社称为“半同人杂志”④,其边界、成员、艺术主张都与我们所理解的“七月派”有很大不同。 严格来说,绿原在《白色花·序》中所规定的“七月派”,是从4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这一时期,胡风及其友人在文坛上的声势逐渐增大,外界的关注也逐渐增多。有一些关注来自当时的评论:1940年代末,唐湜提出新诗创作有“两个高高的浪峰”,一个是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一群“现代主义者”,一个是以绿原等为代表的“战斗”的诗群⑤。还有一些关注来自当时的文学论争:在40年代末,由于《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受到胡风及其友人的激烈批判,姚雪垠借其创作集出版之机撰文反驳。他先是在《长夜·后记》里说:一年以前,“胡风派的朋友们曾经对我的作品展开了热闹的批评”⑥。不久之后,又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中指斥“胡风派”破坏了文艺界的联合。⑦在这里,“胡风派”的称呼显然暗含了将胡风等人视为小宗派的意味。此外,据冀汸回忆,由于《希望》和《呼吸》杂志上发表的文艺批评锋芒甚锐,当时还出现了“希呼集团”的说法。⑧还有一些批评则基于思想政治问题:1947年,何其芳把胡风及其友人的活动看作是左翼内部存在的宗派现象,并将胡风文艺思想视为“蒋区宣传与实践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一种阻碍”⑨,这就将文艺问题上升到思想政治问题。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几篇批判胡风等人的文章。此后文坛对其“小集团”“小宗派”的称谓逐渐表面化。⑩虽然40年代外界对胡风等人结合形态的理解最接近后来说的“七月派”,但由于言说主体立场不同、言说方式不同、言说目的不同,导致此时的“七月派”形象非常驳杂。所以,即使新时期文坛或学界真的致力于重返40年代,去寻回或确认一个“七月派”,那么他们也不得不在众多形象中仔细挑选。 新中国成立后,外界对“七月派”的言说方式逐渐从文艺问题集中到思想政治问题上。1949年到1950年间,针对胡风及其友人的批判主要有两次:一次是陈涌、蒋天佐、周扬等人对阿垅的批判;一次是何其芳与胡风的论战。其中,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序》里使用了“小集团”的说法,并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代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11),这种说法在50年代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据绿原回忆,在阿垅被批判期间,《长江日报》社的一位领导人曾经对他说:“我们进城以前,就知道你是胡风派。”(12)1952年9月到次年2月,在围绕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展开的批判中,虽然林默涵等人已经将“胡风集团”的存在看成板上钉钉的事,但仍留有余地。他认为胡风等人的“小集团”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13)。直到1955年5月,问题才骤然升级。可见,虽然这一时期外界对“七月派”的言说祛除了40年代的驳杂性,然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却强化了其相异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