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3.02.012 一、问题的提出：新诗教育的两难 诗歌教育作为话题由来已久。历史地看，中外文化中都有重视诗歌教育的传统：在中国古代，诗歌教育是一种规训言行举止、引导社会风尚的重要方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要将诗歌当作社会和个人的重要部分，使之不仅是表情达意的文类，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礼仪、个人修为到政治伦理、国家社稷，其功利性与审美性交织在一起；而在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①，诗歌及相关教育就在其社会文化中占据了非常特殊的位置，以至黑格尔总结性地指出：“诗，语言的艺术……是把造形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在内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起其它艺术都远较广阔”，“比任何其它艺术的创作方式都要更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诗过去是，现在仍是，人类的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师”②。总体而言，相较中国古代诗歌教育对人伦和德性的看重，西方诗歌教育更重视秩序与智慧。 进入现代以后，中国诗歌教育的性质、功能和方式等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方面，诗歌的语言、体式经历了根本性变革，从以文言为基础、遵循严格音律的古典形态，转变为以白话为基础、受西方句法影响较深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教育的环境、观念、目的及方式等，无不出现了剧烈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共同使得现代之后的诗歌教育面临着寻求新变的内在需求和施行的困难，也激发众多诗人、理论家探讨诗歌教育的不同方式。林语堂在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时，曾指出“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③，可见诗歌的地位之高。不过，随着诗歌形态的转变和历史语境的迁移，仅有百年历史、一直处于“尚未成熟”状态而持续发展着的现代诗歌(新诗)，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急遽滑落。这样，撇开传统“诗教”的现代适应性这一议题而不论，就现代诗歌(新诗)的教育来说，首先要面对的是新诗作为一种文体能否得到普遍认可的处境，其次才考虑如何根据新诗文体的特性，找到诗歌与社会文化的连接点，探索诗歌教育的现代意义和方式。 朱光潜从现代美学、心理学的角度融通古今，认为“诗教就是美育，温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现”，“仁的修养就在诗”，因为“诗和艺术对于主观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对于客观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领略它，玩索它，所以能扩大想象，培养同情”④，从而把诗歌教育与美感教育联系起来，并将之指认为一种情感教育以及“德育的基础”。朱光潜的观点呼应了蔡元培所开启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后者提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⑤。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确立的以情感为核心、倡导“审美无功利”、以“立人”为旨归的构架，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教育的观念及其内涵，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诗歌教育的价值定位和实践取向，其间的得失有必要深入检讨⑥。 从新诗的文体特性来说，现代美育理论对情感的重视，确实有助于凸显新诗的抒情特质，在理解、接受新诗时着力培养回到诗歌本体的审美能力，却也留下了可以进一步辨析的空间。比如，回到诗歌本体，是否意味着“故步自封”，将新诗教育的重心仅仅放在诗歌的语言、形式、修辞等“内部”因素上？显然并非如此，而是立足于此，留意新诗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文化之互动关系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参与社会文化构建中所展示的独特创造力。而现代美育理论所强调的“审美无功利”，与现代学校教育机制所包含的“功利性”(譬如所有知识、技能等的传授必须合乎一定的目的与程式)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龃龉。这不是简单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也无法直接对应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讨论的语文之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分歧⑦——当人们为语文教育摆脱了工具论、回归语文或文学本位而欢呼时，也许忽略了理想化的观念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可能遭遇的困难。 在更为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新诗教育其实涉及诸多非常复杂的层面：其一，在教材编写方面，新诗篇目的遴选应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是出于守成还是旨在创新？其二，在教学设计方面，是着眼于新诗这一“不完美”文体本身的历史与特点，还是将之视为既成的静态文本？其三，如何看待新诗教育与其他文类(小说、散文、戏剧)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新诗教育教学中的教与学、写与读的潜在矛盾？等等。 二、教材篇目争议背后的新诗教育困境 上述关乎新诗教育的从观念到实践的冲突，在20世纪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集中爆发。1999年初，地处西南的老牌诗歌刊物《星星》第一期悄然推出了一个新栏目：“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刊发的是两封读者来信，分别出自一位中学教师和一位中学生之手。由此在世纪之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关于中学教材中新诗篇目的论争。实际上，早在前一年，评论家毛翰就在《杂文报》上发表了一篇观点鲜明的短文《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直指中学教材中新诗篇目存在的问题，他将问题归结为三方面：“入选篇目多有不当”；“一些好的、适于推荐给中学生的诗篇未能入选”；“严重滞后于新诗发展现状”⑧。该文经一些报刊和网络论坛⑨转载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在《星星》引发的论争中一再得到回应。 《星星》开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栏目时，特地加了一个“编者按”，其中不乏犀利的措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