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学界一提及“延安鲁迅”的生成，往往会从毛泽东的演讲《论鲁迅》①说起，的确，这是毛泽东唯一的一篇鲁迅专论，怎么强调其意义都不为过。但值得追问的是，此前一直对鲁迅“生疏”②的毛泽东，是如何形成他的“鲁迅论”？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中“论鲁迅”？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刚成立的陕北公学请来毛泽东演讲，奇怪的是，“陕公”居然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稿。后来，聆听过演讲的学员汪大漠到武汉，“私自”把他的听讲记录——《毛泽东论鲁迅》，未经毛泽东审阅，投稿给胡风主编的《七月》③。20世纪80年代，在党史研究者唐天然和诸多当事人的极力推动下，汪大漠的私人记录稿才正式被认可为毛泽东的著述，以《论鲁迅》为题，重新刊登在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1版，随后被收录到《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演讲直接引用鲁迅文章和观点的地方很少，“主张打落水狗”出自《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援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但这篇文章由冯雪峰代笔，当然毛泽东和延安的很多人并不了解个中曲折，也可见毛泽东此时对鲁迅的确不很熟悉。毛泽东演讲引用最多的当属鲁迅给萧军的信简，由此论证坚持革命斗争的必要，引文出自萧军整理的9封书信，即萧军为《作家》“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整理而成的《让他自己……》。萧军及其他鲁迅弟子推出的一些“纪念特辑”，如《作家》《译文》《中流》很有可能被人带到延安，至少，刊载《让他自己……》的《作家》2卷2号，毛泽东肯定有读到，而该期首页上萧军所写的《本刊献词》，毛泽东理应记忆深刻。《本刊献词》中萧军对鲁迅有明确定位，“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最伟大的前进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最坚决和最英勇的战士”；毛泽东的演讲一开始就首先道明：“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站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④《本刊献词》中萧军集中阐述鲁迅精神的实质就是斗争精神；毛泽东的“论鲁迅”是围绕着“斗争精神”的详细阐发。比对毛泽东的《论鲁迅》和萧军的《本刊献词》，再结合毛泽东对《让他自己……》的大段征引，可以说，此前并不怎么熟悉也不怎么关注鲁迅的毛泽东，其“鲁迅论”明显受“鲁门弟子”⑤萧军的影响；或者说，他从萧军的“革命鲁迅”“斗争精神”论说中找到了共鸣，也可以说，此时尚未来到延安的萧军已然参与到延安鲁迅形象的建构。鲁迅逝世周年的时刻，国共两党合作局面已彻底形成，党内很多人对“斗争”有所放弃，毛泽东“陕公”鲁迅演讲的前后几天，他的主要言行，都是在批评党内工作放弃斗争和无原则地迁就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凸显鲁迅斗争精神的演讲，延安报刊没有公开发表，反倒是鲁迅弟子们在武汉办的《七月》杂志率先刊载。可见，毛泽东此时不仅和鲁迅的心“是息息相通的”⑥，和“鲁门弟子”也是“息息相通的”。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院的讲话，又一次谈论鲁迅，他强调说，“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⑦。此时的延安，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论正大行其道，毛泽东越发注意到鲁迅“两个口号”中的立场，那种独立自主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精神，并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系统阐发。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当赓续鲁迅革命精神的“鲁门弟子”萧军1940年6月再次抵达延安后，他和毛泽东很快就有了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密切往来，鲁迅也由此成为延安文艺场域中的一个重要存在。本文拟以“鲁门弟子”萧军和他的“鲁迅论”为中介，探究鲁迅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是如何介入延安文艺的发展历程，如何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焦点话题，又是如何构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文本最终形成的核心元素。 一、“鲁门弟子”萧军和“延安鲁迅”的契合与区隔 1940年6月中旬，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与之前的途经和短暂停留不同，这一次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以传播鲁迅、宣扬鲁迅为己任的萧军来延安后不久，就开始着手预备鲁迅逝世4周年纪念会，他提前两个月拟好纪念大会的演讲题目——《鲁迅先生的“品质”和精神》，“想参酌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几篇文章来写”，“主题是：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是他却具备着革命的最高的品质和精神，想给那些卑俗的和机会主义的党员们一点警惕……”日记中，萧军详细列出鲁迅品质和精神的几个面相，如“实践”“不苟”“学习”“战斗”等。同时，结合自己两个月来对延安一些不良习气的感受，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浅薄，浮夸，自以为革命，这是鲁迅所憎恶的；攀缘附会，不凭自己的能力这是鲁迅所憎恶的。鲁迅要用自己的能力、利益，帮助党，决(绝)不想借党的光，把自己‘伟大’起来，以遂自己自私自利的企图。”“鲁迅的精神是每个人的精神，更是每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鲁迅的精神才是中国化了的精神”⑧。 1940年10月19日，萧军撰写《鲁迅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他印制了300份在纪念大会上散发，自己也作了大会发言。遗憾的是，他的发言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很有可能是即兴发言。据萧军日记记载，曾有一个“鲁艺”学生来反对他，理由之一是萧军曾在“鲁迅纪念会上说鲁迅和中国的孔子相象，这是不对的”⑨。其实，把鲁迅和孔子比附恰恰是源自毛泽东的《论鲁迅》，毛泽东由此称赞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现代中国的圣人”⑩。这再次说明，毛泽东的这篇演讲稿，很长时间并不为延安的文艺青年所知，这也说明，作为早期《七月》杂志同人的萧军不仅熟悉毛泽东的“鲁迅论”，而且到延安后有意靠拢毛泽东的“鲁迅论”。更直接的证明材料就是萧军撰写的大会宣言，他把“新民主主义”带入到鲁迅的精神宣扬，甚至把“‘百团大战’光辉的业绩”作为鲁迅的“周年祭”，“政治——我们正在实现着新民主主义”“军事——我们正在准备实现加紧地‘反攻’”“文化——我们早就统一着‘枪’和‘笔’”。宣言中，萧军强调“鲁迅一生是为大众的：我们要坚决加紧开展‘大众文化运动’”(11)，也紧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鲁迅“大众化”方向的论述。显而易见，萧军纪念大会上散发的“宣言”，以及他的即兴讲话，较之于他日记中的纪念活动构想，“圆融”了不少，他把鲁迅纳入延安文化、把自己融入延安生活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