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解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左翼文学运动史上的大事，围绕这一事件发生的国际国内背景、具体时间以及主要过程等问题，学界不乏详细精审的考辨与论析，但相伴而生的另一向度的问题则常被忽略——左联解散之后呢？左联解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终结？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重返历史语境，对左联组织与成员的转型轨迹以及左联时期的思想主张是否走向消解等问题进行具体考察。 1936年6月和11月成立于上海和北平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和北平作家协会，是分别以上海和北平地区的左联组织①为基础改造、扩展而成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团体，除去少数成员由于理念不同或有特殊政治任务未加入外，大多数左联成员均转入相应团体。其中，由于上海左翼文艺界在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和人事纷争，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命运不幸被鲁迅言中：“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我看是就要消沈，或变化的。”②协会成立宣言的起草者及发起人之一的茅盾也承认，“这个协会成立之后，实际上并没有活动……虽然简章上规定理事会下设五个部，但并未组建起来”③。在此情形下，北平作家协会便成为我们考察左联解散后左翼文学界“转型”情况的重要个案。 由于受卢沟桥事变影响而存续时间较短等原因，北平作家协会一直是学界较少关注的领域。1979年8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4期重新刊载的郭虹、辛波的《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原载1936年12月2日出版的《时代文化》第1卷第2期)一文，是其尘封四十年后第一次出现在学界视野。此后，除当事人的零星回忆外，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及封世辉的论文《也谈北平作协执委与会刊》亦对其成立概况和历史功绩有所论述：前者认为该会“实现了北方左联组织及斗争形式的根本转变，促成了北方左翼文艺运动的新高涨”④；后者总结其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组织”，“‘七七’事变前夕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大联合的文艺组织中最有作为的组织”⑤。受制于作者择定的研究视角(前者致力于呈现中共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后者则试图批驳王名衡《关于北方左联的几点更正和补充》)，两者都仅仅简略介绍协会的大致情况，没有涉及内部机制。一些较为关键的问题，如作为中共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协会依据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建立并开展活动？战线扩大后“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⑥，是否会产生新的问题？协会如何处理左联的既定使命与新的历史任务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左联时期的理论主张在协会的文学实践中是被消解了还是得到了延续？带着上述问题，本文以协会四大会刊《北平新报·文艺周报》《通俗文学》《联合文学》《京报·泥土文艺》为依据，结合当时的报刊报道及当事人相关回忆，梳理与考辨1936年左联解散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北平作家协会的文学活动。希望在对前述问题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的同时，为理解左翼文学运动向抗日救亡文学及延安解放区文学的演进提供参照。 一、“不变”的领导核心与“变化”的组织原则 北平左联的解散和北平作家协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处危机重重、民族矛盾严峻的华北核心地带，北平地区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但是，对于建立统一战线是否就一定要解散左联一事，左翼阵营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据北平左联发起者及初期和后期领导成员之一、北平作家协会筹备人且以最高票(与曹靖华并列)当选执委、常委的孙席珍回忆： 当时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扩大文艺界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左联应该继续存在，从中起核心作用，以免领导权旁落。另一种意见认为，左联存在与否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作家当然该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革命群众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倘若仍然保留左联的组织机构，可能会引起外界作家的顾虑，怀疑左翼作家想操纵阵线，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企图。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决定通过陈伯达向党请示，北方局文委指示说，应与中国左联采取同一步调。我们本着服从党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也就自动宣告结束。⑦ 北方局文委的指示表明，保留“左联的组织结构”与维护“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是两个可以分开的命题，解散左联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作家领导核心地位的丧失。据孙席珍在稍早于上文的《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中回忆，北方局的指示系“口头指示”，他们“经过讨论，决定依照指示，北方左联也自动解散，但不对外宣布”⑧。然而，在现存档案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1936年8月5日中央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信中对此事的明确指示：“为了扩大左联社联的工作范围，发展他们的天才，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机会，我们提议，把左联社联象上海一样的公开宣布取消，参加到其他广泛的群众组织中去，以扩大与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把左联社联的分子尽量吸收入党……请多多注意吸收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强有力的干部到各级的领导机关。”⑨究竟是孙席珍记忆有误，还是中央对北方局“不对外宣布”左联解散有不同意见而在指示信中特意纠正，目前已难以查考，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足以证明解散北平左联是党的组织决定。当时中共北平市委隶属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两者“一套人马，两块牌子”⑩)，北方局宣传部长即为北平左翼文化界的活跃人物、“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陈伯达。他不仅以笔名“周金”列名北平作家协会，同时也与协会核心人物吴承仕、孙席珍、齐燕铭、管舒予同属一个中共特别小组(陈伯达担任小组领导人及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系人)(11)，中央指示信精神通过陈伯达转至上述成员的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解散左联组织只是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具体策略，其成员被“吸收入党”并“参加到其他广泛的群众组织中去”，带来的结果是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加强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正是北平作家协会有可能沿袭左联时期的思想主张与历史使命的组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