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同中求异”：寻找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 2020年春天我在东京，和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日本学士院院士渡边浩教授(わたなべひろし，1946-)有几次交谈。他有一个说法相当有趣，他说，人们都熟悉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两个重要的举措，一个是“大政归还”(1867年，又，1868年“王政复古”，即重新确立天皇权力，强化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一个是“撤藩置县”(1871年，1869年有“版籍奉还”，即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表面上是日本在追求“近代/西方化”，实际上也是日本走向“古代/中国化”。他认为，虽然在目标上是为了实现“近代/西方化”，但在路径上却是把日本传统的帝国体制和社会结构，往古代中国化的方向转。 这个说法半是比喻，半是玩笑，但我觉得很有深意。②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提醒我们三点：第一，明治以前(至少镰仓、室町和德川时代)的传统日本政治文化和传统中国不一样，所以，走向近代的日本才要“尊王攘夷”和“撤藩置县”，把原来日本的“天皇与幕府”双重体制和“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结构，往传统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和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制上靠；第二，如果这是日本“走向近(现)代”的制度基础，那么就要追问，为什么日本转向类似传统中国的制度，明治维新后走向了现代化(当然也走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中国本来就有这种制度，却不能在晚清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第三，如果这说明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在传统政治文化上和中国并不一样，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两国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而且是“结构性的”差异？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 关于传统中日之间政治文化的比较，很长时间以来被“一衣带水”“同文同种”这些感觉带到沟里，也因为所谓“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类概念产生很多误解，总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而且认为古代日本文化大半来自中国，甚至日本人种都来自中国，所以，中国常常习惯于说，“咱们的”东亚文化。至于说到传统中日政治文化，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的，可能是古代日本从隋唐中国学去的，如《宪法十七条》建构的“律令制国家”，如“官阶十二等”仿效隋唐的职官和服色，如《见在书目》中所见遣隋使和遣唐使带回去的各种书籍。可是，如果你往深处看，就像丸山真男(まるやままさお，1914-1996)那个著名比喻中说的，其实，传统中国和古代日本各有各的“执拗的持续低音”，在修饰并且改变着这些宏大的“主旋律”，③这使得中日之间传统政治文化(当然也包括制度、宗教和观念)的差异，未必就比东西之间(如中美、中法、中英、中德、中俄)的差异要来得小。 学术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如果你总是想“异中求同”，像钱钟书先生说的，寻求“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也不是不可以，那往往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事情，因为它的指向是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感情和道理，这当然是高尚的。但是，作为历史学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同中求异”，也就是顺着历史，找到各个国家与族群的差异，说明它的渊源和流变。然后解释清楚在一个看似同一的文明区域，为什么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不同的族群认同，而且这种种不同，最终又怎样影响了走向近代的不同路径？ 因此，有关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影响，我打算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和讨论。在上篇《皇权与革命》中，我会讨论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差异，政治伦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化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将要分析传统中国与日本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这两种国家形态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我想借用宗教史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因为这涉及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会如何影响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的各自走向。 上篇：皇权与革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先讲一个故事。北宋初期，日本禅僧奝然来中国，向刚刚建国的宋代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匡义，939-997)介绍日本天皇世世相承、大臣代代传袭的历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万世一系”。宋太宗听后很震惊，也很感慨。《宋史》里说，“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④ 也许这里的道理，宋太宗是装作不知道。据说，他刚刚经由斧声烛影，拿下了哥哥的皇位，心里也许还有什么秘密。当然，也许宋太宗是真不知道。因为中国做不到“一姓传继”，是因为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始终有“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我无法揣测宋太宗的心理，不过，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万世一系”，从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却是有必然性的。 为什么？因为古代中国儒家有“汤武革命”一说。儒家虽然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但它偏偏画蛇添足，觉得天子还要以“德”配“天”。如果你没有德，就有人要取代你，这个时候，以下犯上的反叛就是合理的。这一点，读《孟子》就可以知道。⑤历史上每一个试图夺取政权的人，大抵都会宣称自己是“汤武革命”，所以，后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对《孟子》很不满意，觉得孟子是悖谬乱说，要让人搞个《孟子节文》出来，把这些文字删去。⑥大家知道，商汤取代夏桀，周武征讨商纣，按理说本来是篡夺王位，那么，你怎样证明他有合法性？于是儒家就说，夏桀和商纣失“德”，所以，原本的犯上作乱，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但因为商汤和周武有“德”，所以“造反有理”，革命就是正义的，这就叫“替天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