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23.02.zz1 拜登政府执政后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的若干调整，使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迅速从主流政治、传媒与学术话语中消失。然而，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丧失影响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莫迪成功连任印度总理，顺利开启了第二个五年任期；欧尔班·维克托赢得了匈牙利大选；勒庞比上次大选更强劲地挑战了马克龙……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领袖并未丧失其支持者，民粹主义影响外交的土壤并未消失。更重要的是，传统外交体制在叙事、动员和宣传方面在向民粹主义靠拢而非相反。理解民粹主义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影响外交政策以及外交政策对民粹主义因素的吸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因为民粹主义的具体主张具有高度的本土性，所以在内容层面概括民粹主义极为困难。外交政策语境中的民粹主义更多被概念化为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两种作用形式。这两种作用形式彰显出民粹主义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1]；前者凸显了民粹主义在框定外交政策议题上的作用，后者则强调其工具属性。基于两种作用形式分析外交政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民粹主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效能及局限。 一、民粹主义影响外交政策的第一重作用形式：意识形态 在国内政治领域，民粹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假定社会最终将分裂为两个同质化且对抗的群体——“纯粹的人民”(the pure people)和“腐败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2]这种意识形态极度强调人民主权，将信仰人民、反精英主义与反多元主义视为核心主张，认为政治要为人民集体意志(general will)服务。[3]5-7进入外交政策领域后，民粹主义通过将核心主张嵌入“厚意识形态”(thick ideology)①，对外交议程发挥作用。 (一)民粹主义的“薄意识形态”实质 民粹主义在外交领域经常表现为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政策倾向，但是这种倾向的实质，在不同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别。根据卡斯·穆德(Cas Mudde)的定义，民粹主义属于“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②，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厚意识形态”存在明显的区别：尽管它本身存在诸如反精英、反多元等一系列价值主张，但始终缺乏一种能涵盖各种语境的核心价值。“这造成民粹主义既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又可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变化而变化。”[4]20在外交政策领域，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显著的国别及文化差异。因此，围绕着“民粹主义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这一命题，产生了两类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认为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总体上是相似、稳定、可预期的，绝大多数民粹主义外交政策都具有反移民、反全球化及反建制的特点。[5]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其内含的价值主张会在外交政策中稳定地发挥作用。另一方则强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性，认为它受到国家和地区背景及附着意识形态的约束。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导致某种外交政策取向，也不存在统一的影响模式。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重心应转向其具体背景以及附着的意识形态。[6]11-12例如，在考察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的外交政策后，菲利普·朱兰多(Philip Giurlando)认为，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与传统政党的外交取向出现了实质性决裂。[7]维贝克(Verbeek)的研究则相反，他认为，即使是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其特定的政策偏好也时常会被国家关切所压制。[8] 约翰内斯·普拉格曼(Johannes Plagemann)与桑德拉·德斯特拉迪(Sandra Destradi)等研究者接受了中间立场[9]，他们尝试在概念化的民粹主义与外交政策间建立因果关系，但反复强调需要同时考察与民粹主义并存的其他“厚意识形态”，厘清二者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边界。实际上，民粹主义化的外交政策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会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一方面它反映了民粹主义“薄意识形态”的特征，受到具体情景的影响[10]；另一方面也具有某些明显的共同特征[11]。例如，欧洲国家的反欧盟或反欧洲一体化政策虽然都受民粹主义驱动，但反对的逻辑并不一致：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等国的民粹主义通常与本土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厚意识形态”相结合，从移民和难民激发的种族及文化认同角度反对欧盟。以法国梅朗雄(Melenchon)、希腊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我们能”政党(Podemos)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则与平等主义、民主价值等“厚意识形态”融合[12]179，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反对欧洲一体化。除左翼与右翼政治传统所蕴含的价值主张外，各国差异化的宗教信仰、政党偏好及文化传统都有可能作为某种“厚意识形态”，限制或鼓励民粹主义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偏好的干预 在承认民粹主义“薄意识形态”实质的基础上，本文根据卡斯·穆德及扬-凡尔纳·穆勒(Jan Werner Müller)对民粹主义的本质理解，将信仰人民、反精英主义及反多元主义视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核心区域。③以此为基础，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将三种强烈的价值偏好嵌入外交政策，影响外交政策的议题框定。 1.寻找敌人倾向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包含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诉求，信仰人民是其最大公约数。[13]与传统民主理论当中的人民概念不同，民粹主义假定的人民不仅是均质且明显道德化的共同体，而且受到“人民之敌”的严重威胁。这一假定使民粹主义政策带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及对抗敌人的负面情绪，这在外交领域诱发了寻找敌人的政策取向。 民粹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相结合，把强烈而广泛的寻找敌人倾向嵌入外交政策，这造成了国内问题的外溢。“人民之敌”的范畴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对象，国内外的特定族群、宗教、文明、阶级及其跨国活动都可能成为敌人。例如，法国的国民联盟(RN)与德国的另类选择党(AFD)同为民粹主义在野党，二者都公开宣称移民、难民对民族构成了威胁，前者使法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放弃了怀柔政策，后者使德国从“欢迎难民”转化为“有限欢迎”。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意识被认为挑战了土耳其人的主体身份，埃尔多安首次公开承认土耳其存在“库尔德问题”④，变相将国内外的库尔德人视作整体性的“敌人”，进而对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军展开越境打击。由于民粹主义者假定本国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受到外部敌人的明确威胁，这在国家间诱发了广泛且深层次的对抗情绪及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