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保守主义研究伴随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肩负着保持俄罗斯民族特殊性和俄罗斯文明连续性的双重使命。如果从帝俄晚期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考察算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达一个半世纪。在俄国保守主义研究不断深入之际，确有必要对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研究作一回顾和思考。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保守主义转向越来越明显。普京总统在前两个任期内实行“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构建了垂直权力体系，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2009年11月，俄罗斯执政党、国内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下文简称“统俄党”)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首次宣布将保守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保守主义现代化”目标。普京总统也在2013年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首次明确宣布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在执政当局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家著书立说，争相宣布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并公开宣扬保守主义，这些现象使保守主义在俄罗斯官方政治话语中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学术界掀起了研究俄国保守主义的高潮。彼尔姆大学、沃罗涅日大学、萨马拉大学、罗斯托夫州立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等高校在极短时间内成立了多个具有主导性地位的保守主义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不定时地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论文集和诸多极具分量的学术专著，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学者指出，保守主义在俄罗斯的全面复兴极有可能使其成为21世纪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①。 保守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并非偶然，事实上，俄国保守主义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底蕴。从1800年前后俄国保守主义诞生到1917年俄罗斯帝国覆灭，保守主义始终是俄罗斯帝国民族精英的主流政治思想和民间社会的主导政治理论，为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贵族保守主义、以希什科夫为代表的浪漫保守主义和以斯图尔扎为代表的教会保守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政治实践标志着俄国保守主义的诞生。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帝国教育部长乌瓦罗夫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官方民族性理论。这一理论被誉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座右铭”②，事实上成为1917年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同一时期，斯拉夫派提出东正教和农民村社无论在俄国历史上还是在当时现实中都是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主要载体。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因素注入保守主义躯体，保守主义理论开始系统化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家重视法律对君主权力的制约作用。他们在注重内在自由的同时，开始关注人的外在自由，坚持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保守主义者始终未找到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推行国家现代化的方案。他们越来越不关心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的迫切要求，逐渐失去社会基础，意识形态乌托邦化。事实证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无法合作，沙皇政府最终覆灭。苏联时期，欧亚主义提出俄国既不属于欧洲国家，也不属于亚洲国家，而是介于亚欧之间的、连接欧亚文明的桥梁，坚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俄罗斯发展道路。 俄国保守主义是在俄罗斯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沉淀性和穿透力，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中断的，它可以透过历史的尘埃影响到现代俄罗斯人。因此，加强对俄国保守主义既有成果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分析俄罗斯国家政策的内在逻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俄国保守主义研究的早期积累 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帝俄晚期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③。他们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并非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学术分析，而是情绪化地将其视为一种反动、落后的意识形态。例如，库克里亚尔斯基将列昂季耶夫称为“人类的叛徒”，别尔嘉耶夫将列昂季耶夫称为“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撒旦”④，弗·索洛维约夫指责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是一种“伪爱国主义观点”⑤。 从1917年俄国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俄国经历了从帝国末期“大革命”阵痛向社会主义苏联统治的过渡。受政治环境影响，苏联学术界对保守主义思想家及其理论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即使提及，也是作为反面教训进行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⑥。俄国保守主义经典作家大多被形象地赋予某种具体的反动特征：丹尼列夫斯基被视为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缔造者、列昂季耶夫成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季霍米罗夫则是革命事业的叛徒⑦。 这一时期，俄国保守主义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俄国侨民和美国学术界。1917年的大革命、长期而残酷的内战以及背井离乡的悲剧，使侨民中的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他们不应该试图使世界适应自己脑海中所构建的发展框架，而应该努力使自己的观点适应现实世界。他们因此而重新审视保守主义理论，开始对其产生理解和同情。别尔嘉耶夫在1923年出版的《不平等哲学》中将保守主义视为人类永恒的宗教和原则之一，是有机发展受到侵犯时的健康反应。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俄国思想家和欧洲》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巴黎首次出版，前者涉及俄国保守主义经典作家列昂季耶夫的生平和主张，后者对丹尼列夫斯基和阿克萨科夫等保守主义思想家有专门的考察。这两本著作成为侨民学者对俄国保守主义研究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学术界集中了这一时期俄国保守主义研究的主要力量。俄裔美国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的《斯拉夫教条中的俄国与西方：一项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详细考察了斯拉夫主义学说中的保守主义因素⑨。他的另一部专著《尼古拉一世和官方民族性：1825～1855》聚焦于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官方民族性”理论⑩。著名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的《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政治和公民关系的札记：一项翻译与分析》(11)对19世纪初俄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卡拉姆津的经典信条进行了详细解读。此外，派普斯还对俄国著名思想家司徒卢威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最后成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历程进行了深入考察(12)。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爱德华·塔登的《19世纪俄国保守民族主义》(13)是20世纪西方学者对俄国保守主义进行总体考察的唯一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