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政党政治风云变换，既出现了西欧13国左翼政党同时执政的“橙色奇迹”；也有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悲剧，如1989-1991年间发生了苏联东欧剧变，1996年长期连续执政的印度国大党在大选中失败，2000年长期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落败。这些“巨变”，在我国引发各方关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强调“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①，要求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不仅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②；而且重申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提出长期执政必须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③。在21世纪初国内曾经掀起一波研究政党、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的高潮，同时，政党危机、政党现代化、政党改革、政党变革、政党转型等概念逐步进入国内学者研究视野。通过相关分析不难发现，既有的一些研究明显存在将政党变化、政党改革、政党变革、政党转型等概念相混用现象，也明显存在以政党本位来分析政党变革与政党转型的思想倾向。那么，什么是政党转型与政党转型发展?从政党本位视角分析政党转型有什么样的理论局限?从国家-社会本位视角来分析政党转型发展的根源有什么样的理论优势?政党转型发展的客观判断标准是什么?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政党变革理论的缘起与发展脉络 国内外学者对政党的定义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看，现代政党是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人按照一定原则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现代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利益集团、一般性社会组织明显有所不同，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旨在染指政权来实现其价值追求，这可谓现代政党的显著特点。然而，同任何事物一样，政党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变化着的；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体制下，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不同，政党类型、地位、功能、治理模式等也明显有所不同。就世界范围看，在政党发展过程中，既有一般性、渐进性的政党变化，也有特定历史时空下政党主导的党内改革或政党变革，还有重大历史转折期的政党转型发展。 政党政治学界一般认为，近代政党起源于古代“朋党”，但又有别于朋党，可谓古代“朋党”在近代代议制民主中的转型发展。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政党与朋党，都是为争夺权力而结合的团体，其根源于人类气质、见解之不同、经济利益的互异，兴乎权力争夺的需要等因素，亦无二致。只因环境不同，故其所用以争权的方法、组织与活动方式及其在政治上所生结果，遂有不同而已。”④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环境决定论”色彩，有所忽视现代政党的“正向”功能，却从源发意义上诠释了朋党与政党之间的“基因”相关性。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言：朋党与现代政党之所以共用一个“党”字，就是因为“这些团体都以取得政治权力而运用之为其目的”⑤。从现代意义上看，朋党是一些人争权夺利的非正式结合，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沆瀣一气、相助为非、私密运作等乃朋党的突出特点；现代政党则是为了特定阶层或阶级而谋利益的正式政治组织，具有组织化、规模化、公开化等显著特点。 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柯什海默(Otto Kirchheimer)认为：整个西方社会存在着一个从个人代表型的中产阶级政党到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大众型政党”、再到争取尽可能多选民支持的“全方位政党”的发展过程。⑥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梅尔(Mair)、卡茨(Katz)等提出一种新的政党类型即“卡特尔党”，并且认为，西方政党先后经历了从近代权贵党到现代大众型政党、战后全方位党与卡特尔党的发展变化。⑦需要注意的是，受时空、视角、政治立场等诸方面的影响与限制，西方学者研究政党转型发展、建构政党理论，基本上是以欧美资产阶级政党为蓝本，既未涵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更未涉及20世纪末以来信息化时代的政党转型发展。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主义政党无疑是现代大众型政党的典型代表；从“卡特尔党”向信息网络化政党的转型发展，这是当今政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我们认为，无论是西方政党从近代权贵党到现代大众型政党、战后全方位党与“卡特尔党”的发展变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国际性政党到民族性政党、从“革命党”到全国执政党，这都不是一般性的政党变化或党内改革，而是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进行的政党转型发展。 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对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还是理论建构，往往是“后发性思考”。中外学界对政党转型的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明显滞后于政党转型发展的政治实践。客观而言，西方政党从近代权贵党向现代大众型政党的转型发展早已成为历史事实，但直到20世纪初美国政治学者古德诺提出“政党变革”概念以后，政党变革问题才进入西方学者研究视野。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政党政治主要聚焦在政党体制上，加之政党变革比政党体制变革更难以界定，政党本身是否变革或转型发展难以衡量，时至今日，西方学者对政党变革、政党转型发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限的相关研究往往将政党发展、政党变化、政党变革、政党转型等概念混用或交叉使用。 比较而言，西方学者罗伯特·哈莫尔(Harmel Robert)和肯尼斯·琼达(Janda Kenneth)、卡茨和梅尔等对政党变革与政党转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的《政党目标与政党变化的整体理论》一文聚焦政党变革，不仅对政党变革进行广义与狭义区分，认为广义政党变革是在政党可控范围内、由政党组织或者代表政党的合法个人发起的，对政党组织、政党资源以及代表谁、做什么等方面做出改动、修正与变化；狭义政党变革主要是指政党规则、结构、政策、战略和策略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西方政党变革理论归纳为三种分析路径：(1)生命周期分析路径，把政党变革视为政党功能的成长与成熟过程；(2)系统分析路径，把政党变革视为政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3)突变分析路径，把政党变革视为突变性环境刺激与政党内在反应的结合。⑧比较而言，卡茨和梅尔从狭义上使用政党变革，在二人合著的《政党组织模式的变化与政党民主：卡特尔政党的出现》中提出了“全方位党”“卡特尔党”概念，认为西方政党先后经历了从近代权贵党、现代大众型政党到当代全方位党、“卡特尔党”的发展变化⑨，为后人研究政党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