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文学的风格独特，在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这是确定的，但如何叙述和定位孙犁，不同文学史却有一些差异。一种呼吁是，对孙犁的评价不够，应予以“重评”。程光炜描述说，孙犁去世后，“‘孙犁现象’对当代文坛产生的冲击波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很多作家、学者都抱怨文学史没给他应有的评价，这对文学史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①。本文赞同重评孙犁。笔者认为，此前对孙犁的评价中，忽视了文学流派的参照系，对其创建的“荷花淀派”采取了“疑信参半”的态度，而这其实可以作为重评的入口之一。因此，本文拟以文学流派的生成、演变为线索，梳理“荷花淀派”的风格及成型过程，并与相左观点商榷，从而厘定其文学史地位，达到重评的目的。 一 《荷花淀》的发表及其风格的“极致” “荷花淀派”能够确立，源于《荷花淀》等作品形成的风格及其得到的认可，而其中的因缘际会，却常被忽略。《荷花淀》的写作和成功，是时代、文学、个人性情融合发酵的产物，可遇不可求。抗战时期孙犁做了很多短平快的工作，比如参与《冀中一日》的征集和编辑，撰写写作教材等，找到了独特的“家国启蒙”切入点，形成了独特的抗战文艺观。孙犁认为，“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②普通农民发生了划时代转变，从田间走向战场，舍弃小家，投入民族解放斗争，来自人性深处的美好和时代需求相互照亮，虽很短暂，却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强光。因此，民族大义(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知识分子心态(贴近群众生活)的特殊性，是《荷花淀》得以问世的两个重要背景。 明朗素朴，“现实性、政治性、政策性”是解放区对作品的要求。③孙犁符合潮流，但其中又有调子的差别。孙犁从不讳言，自己性格中，有偏“抑郁”的成分。他从小有“神经方面的症状”，“敏感、联想比较丰富”。④由此，他笔下的抗战带有自己的风格。他作品的主题是表现战斗中的军民，却并不追求慷慨豪迈的风格，而是婉约曲折，充满抒情色彩。1942年，孙犁写了《爹娘留下的琴和箫》，1943年发表于《晋察冀日报》。小说以“我”的视角，写了抗战中的一家人。父亲牺牲，母亲离家参加革命，两个女儿大菱、二菱擅长乐器，用演奏来纪念牺牲的父亲，她们后来也死于敌手。作品发表后，受到批评，认为有些“感伤”，这恰从反向说明，小说的风格与众不同。⑤受到批评后，孙犁有意识地对作品色调做了调整，使之更为适合要求。⑥ 正是时代和个人性格的因缘际会，促成了《荷花淀》的发表并迅速以特异的风格受到关注。《荷花淀》写于延安，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副标题为“白洋淀纪事之一”。8月31日又发表了“白洋淀纪事之二”《芦花荡》。孙犁作品迅速受到关注，重庆的《新华日报》及解放区的报纸多次转载。《荷花淀》被收入1946年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成为孙犁的代表作。关于《荷花淀》的风格，孙犁在1978年说，“这篇小说引起延安的注意”，是因为西北高原上“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以及看到“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⑦在孙犁看来，“荷花香味的风”、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情绪”，符合时代需要，是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在当时的延安，孙犁作品的美学风格无疑是对“整风”后凝重氛围的一种缓和、调节。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孙犁的风格被研究者凸显出来，主要体现于对其独特“美”的指认：一、自然地域之美。孙犁作品的题材基本是冀中抗战生活，白洋淀水乡的风光、民俗与故事融合，形成独特的氛围。王林指出“孙犁同志是个有浓厚地方色彩，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⑧。二、情感、人性之美。孙犁在激扬时代的抒情诗味道，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当时有观点认为孙犁过于抒情，这更印证了这种风格不容忽视。新文学史家王瑶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孙犁的看法，就是一例。王瑶极为看重孙犁，认为孙犁的作品“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风格”，但“也有一些爱情男女的细致情绪，有时，这种细致的感情写得太多，太生动了，就和整个作品中那种战争的气氛很不相称”。⑨三、女性之美。孙犁视角独特，关注抗战中妇女的出色行为，且将其打造成人物画廊，绝无仅有。孙犁不掩饰他对女性的赞美，“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为了解放斗争，情愿献出自己最心爱的人”⑩，“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她们”(11)。四、语言之美。冯健男从文体的角度，认为孙犁写出了“诗体小说”，“他的语言赢得了不少读者和作家的喜爱”，“《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12) 上述对孙犁风格的界定比较恰切，也一直沿用至今，但须做进一步辨析。孙犁的《荷花淀》只写“美”，摒弃战争中的鲜血和死亡，高度写意，克服了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中的问题，受到欢迎。现在来看，孙犁风格是比较特殊的，是时代精神、个人性格、美学倾向的一次“高度匹配”的结晶。抗战即将胜利时，冀中普通农民(女性)身上焕发出来的“美”给忧郁的孙犁带来的感动、回忆，不可复制。变量稍有不同，味道就改变了。即便孙犁本人，也无法始终保持《荷花淀》的味道。1945年的《荷花淀》是“荷花淀”风格发展的极致，长篇《风云初记》反响一般，到1956年《铁木前传》，难以为继。孙犁晚年并不以《荷花淀》为荣，这一点研究者往往不大论及。他在1980年的一篇访谈中，说自己“不大愿意回顾我年轻时代写的作品”，为之“常常感到害羞”，“在年轻时代，我说了多少过分热情的，过分坦率的，不易为人了解的，有些近于痴想梦呓的话语啊”。(13)何出此言?孙犁其实意识到了自己风格的“特殊点”，但表述比较隐晦。其一，孙犁风格的产生是一种机缘巧合。他写的是抗日年代赋予的极为“极致”的状况，“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14)，不可重复。其二，正是在此“机缘”下，孙犁早期写了“美”，讴歌伟大感情的纯洁，不必触碰“美”的倒影和反面。时代变迁后，他说自己对“邪恶的极致”体验很深，但“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也不愿意回忆它”。(15)因此，晚期孙犁风格大变，与《荷花淀》写作时期迥异。(16)实际是，孙犁的“痴想梦呓”需要“过分热情”“过分坦率”的自己来匹配，而自己却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