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狂人日记》研究得以重新展开的核心依据是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内的自陈：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 这段话写于《狂人日记》刚发表后，又是“写给挚友的私信”，“对于《狂人日记》创作动因与主题的表述最真实”[2]。然而诸多立论着眼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却忽略或误读了与之相承的“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这句。 关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鲁迅研究界一般认定意在批判道教传统对国民性的戕害[3]。相反，道教研究界却长期视之为肯定道教在传统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名言[4]，后争议不断，渐成一桩公案[5]。近来，有道教史家对用鲁迅名言“给‘道教’脸上贴金”的曲解做了深刻反思，即“往往只切割下来自己需要的部分，只按照有利于自己理解的方向去阐释，却不去考索一条材料的来源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它的上下文语境是怎样的”[6]，犀利精准。类似问题在鲁迅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欲解“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不能只将此半句截出。与之相邻的尚有两个关键信息：“前曾言”与“此说近颇广行”——前者关乎鲁迅道教言说的生成时间，后者涉及鲁迅与同时代人道教认知的互动关系。巧的是，就在1918年，钱玄同、陈独秀等也掀起了一场道教批判。《新青年》同人为何会突然批判道教、与鲁迅有着何种关系等问题构成了理解“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历史语境。厘清复杂缠绕的历史语境方可进入文本语境，纠正既有的由道教吃人入手的《狂人日记》阐释之偏。 本文拟深描《新青年》道教批判的缘起、生成与衍化的话语痕迹，力争回到鲁迅自身的思想脉络、知识视野、实际生活中，发掘鲁迅与《新青年》道教批判的关联，揭示向来无人谈及的1918年《新青年》由孔教批判向道教批判的扩容过程，以还原“五四”思想史久遭忽略的重要面相。 一 1918：道教问题的浮出 前三卷《新青年》极少谈论道教，偶尔提及也是在借道教否定儒教的合法性[7]。自第4卷第4号始，《新青年》上的道教批判骤然而起。鲁迅向许寿裳讲述《狂人日记》成因时会夹杂道教的话题，导源于《新青年》对灵学研究的攻伐。 1917年秋，上海灵学会宣告成立，开设了以扶乩活动为主的盛德坛，并在翌年1月出版会刊《灵学丛志》。作为原始宗教余绪的扶乩又称扶箕，是以手扶物件无意识动止的情况为征兆的占卜活动。道教与扶乩在历史上渊源甚深，《道藏》内诸多经典是借扶乩创制的[8]。盛德坛推孟子主坛，“庄子为仙道代表，墨子为佛耶之代表”[9]，但《新青年》同人很快就看穿了它的道教底色。 1918年1月，钱玄同从吴稚晖处知晓了盛德坛一事，当时并未生出力排灵学的念头[10]；后因看《时报》广告而感到好奇，购得《灵学丛志》，阅后方才怒不可遏[11]。查1918年《时报》可知，2月26日第1版载有《灵学丛志》的广告，标榜其与中国旧有扶乩不同，而与欧西方兴之灵智学、神秘学相应。从内容上看，《灵学丛志》的广告语与钱玄同后来提到的“所列的题目，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12]相契合。2月26日的《时报》广告即钱玄同接触灵学会的契机。与《灵学丛志》广告紧挨着的是《新青年》第4卷第2号的出刊广告，其要目赫然写着《人生真义》。左侧的《灵学丛志》宣称可解“人生大惑不解”的“人鬼生死”问题，右侧的《新青年》提倡的是“人死没有灵魂”的科学家式“人生真义”[13]。这一历史巧合或也构成了对钱玄同的刺激。 1918年2月底到3月初，鲁迅也一直关注着《时报》。他在3月10日写给许寿裳的信里说： 日前在《时报》见所演说，甚所赞成，但今之同胞，恐未必能解。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14] 许寿裳1917年出任江西教育厅长。鲁迅所见“演说”即连载于1918年2月23日至24日《时报》上的《江西教育厅长在茶话会第二次演词》。所谓“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事载于3月1日随《时报》一起售卖的附刊《小时报》。两日后，《小时报》刊出了小幅的《徐班侯先生魂灵之摄影》。观其影即可见鲁迅形容的“其状乃如鼻烟壶”。鲁迅自然也会看到《时报》2月26日所载《灵学丛志》的广告。 就在钱玄同翻看《灵学丛志》的这几天，他于2月28日、3月2日先后两次拜访周氏兄弟[15]。聚谈的话题必然离不开“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之事。鲁迅对许寿裳说“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还可以是泛指，至于“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的程度，倡导“鬼神为道德根本”[16]的《灵学丛志》乃可当之。不过鲁迅此时只看了《时报》广告，钱玄同才是《灵学丛志》的翻阅者。 除《灵学丛志》外，蒋维乔及其静坐法也会是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的夜谈话题。1918年3月1日，钱玄同日记写下“静坐学生”为道教所害之事： 见《高师周刊》载有“本校第一期静坐学生共五十余人，现届毕业之期……”悲哉!悲哉!大学中静坐者已有三百人，高师中又有此第一期之五十余人者，三百五十余青年又为拜物教，即道家之邪说所陷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