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功用是什么?对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学领域开启市场化转型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答案往往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有关文学的政治功能、作家与政治体制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已卓有成果。此外，通过对稿酬制度、作家身份制度等相关问题的细察，现有研究也探究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体制所包含的提高经济收入和改变文化-社会身份等多种现实功用。不过，现有研究较少焦点明确地详细讨论这一时期文学体制所具有的辅助社会流动的功能。事实上，对这一功能的观照，或许能使我们从社会性的视野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独特性与复杂性。本文将以陈忠实的文学经历为例，同时结合其他作家的相似经历，尝试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与文学体制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以探究中国当代文学为何以及如何为相当一部分身处基层的文学创作者提供社会流动的可能。 有关陈忠实的文学经历的整理和研究迄今已经非常丰富。不过，从本文的研究角度出发，把握陈忠实从农民业余作者一步步成为专业作家的文学道路，还需要凸显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陈忠实为何走上文学之路?其次，什么样的制度条件支撑了他的文学之路?最后，这些支撑性的制度条件是如何具体运作的?这些问题将使我们聚焦于文学生产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一、城乡壁垒与文学之路的凸显 陈忠实生于1942年，农民出身。1962年高中毕业前，尽管陈忠实爱好文艺，但其文学之路并未如他羡慕的少年天才刘绍棠一样，一开始就成为他的现实选择。直到1962年陈忠实高考落榜，被迫回乡，情况才发生变化： 我说过，在初始阶段，纯粹是一种爱好。高中阶段，有当作家的理想。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军徽擦肩而过》，说的是我高中毕业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从军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几乎人生的每一条道、每一个憧憬都被堵死，而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又不甘于当一个农民，不甘于当只有六七十个学生的民办教师，于是集中心力走文学创作的道路……我们这一茬农民出身的作家，投身文学，不能说没有改变生存状态、人生命运的动机。① 需要将这段话放在历史语境中理解。1958年以后，国家户籍制度开始严格执行，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同时，“在经济短缺、产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劳动保险等逐渐和户籍挂靠在一起。这样，非农业户口逐渐附着大量资源、权益以及机会，而农业户口则少得多”②。由城乡分工和户籍制度共同构筑的城乡壁垒，成为农民难以逾越而又渴望逾越的“龙门”。 正如陈忠实所说，从“十七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参军、升学和招工可以说是农村青年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流动的三种主要方式。同为陕西人，初中毕业的路遥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也曾试图通过参军、招工改变命运，但未能如愿，最终通过上大学实现了向城市流动的目标③。不过，这三种方式所实现的社会流动很有限。就参军而言，改革开放前合格青年的参军率约为6.6％，但由于农村青年参军的机会少于城市青年，且参军后还需要争取入党、提干，才有脱离农村的机会，因此，农村青年依靠参军实现社会流动并不容易④。就招工而言，60年代以后，各方面招工用人大规模减少，1962年中共中央还发出《严禁私自招收职工的通知》，特别限制从农村招工。此后，农村招工数量始终被严格限制，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所松动⑤。就升学而言，1949-1981年作为整体来统计，三十余年里全国全日制高等学校毕业生仅331.8万，而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和工农高等、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总共只略微超过一千万，直到1981年，高中毕业生升高等学校的比例也只有5％左右，可见升学率之低⑥。总体上，“1980年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是高度稳定的阶层，流出率(6.4％)和流入率(3.7％)极低”⑦。总之，从“十七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道路相当不易。 正是在社会流动的主要通路被阻断的条件下，“不甘于当一个农民”的陈忠实转而选择文学作为人生出路：“高考失败后几乎一切人生出路都堵死了，就立志搞创作。”⑧这对于彼时的知识青年来说，恐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选择。1957年，赵树理与文学青年夏可为的通信及其引起的广泛争论便是一个案例，表明当时“不安心正当的学业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四面八方找个人出路上”的知识青年，已经普遍将文学视为一条可行的出路⑨。很明显，在城乡壁垒分明、社会流动有限的20世纪50至80年代，文学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辅助社会流动的功能，而且这一功能被陈忠实们心领神会，并沉淀为一种或默认或明示的共识。 文学之所以普遍地被视为能够承担辅助社会流动的功能，与“当代文学”的独特形态密切相关。已有诸多研究指出，自延安时期以来，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逐渐生成了，这种文学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称为“当代文学”，区别于以“五四”新文学为主流的“现代文学”。按照洪子诚的论述，作为历史概念的“当代文学”正式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80年代发生重大转变⑩。这或许应该以1984年底发布的政策为标志：198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发布，要求文学期刊一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此以后，文学领域被迫向市场化转型，这一转型在90年代迅速成为现实(1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中期开启市场化转型之前，“当代文学”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学生产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组织化与中心性。“组织化”是指文学生产的组织方式的特点，洪子诚亦将之称为“一体化”(12)。通过文联-作协系统与基层文艺组织的协同运作，“当代文学”从基层到上层都建立起一套高度完整的统合机制，而高度组织化意味着文学体制占据着一定的组织化资源，这些资源由一系列关乎物质福利、人事编制、象征资本等的占有权和分配权构成。“中心性”是指“当代文学”在50至8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位置。由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冷战”结构中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以及最高领导集体对文艺的重视，“当代文学”被赋予了中心性的历史位置，具有强大的政治势能和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