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许多颇有分量的重要成果。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中，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研究是相对薄弱的地方，多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甚至很少有批评史方面的专门内容。这都说明，我们对文学批评的意义与功能缺少应有的认知。马修·阿诺德曾说过，文学批评的功能就是“了解世上的知识精粹和思想精华，反过来又使这些知识和思想为人所知，创造真实正确而新鲜的思想潮流”，并由此“最终创建一种有利于创造力的思想文化形势”，从而“激荡”和“生长”出“一个创造性的文学纪元”。①文学批评有助于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创造力。在此意义上，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研究的颇受重视，不仅有助于其增强自我意识、总结历史经验，更有利于发挥批评的基本功能，以激发和加强文学的创造力。因此，回顾和总结21世纪以来正在行进和发展中的文学批评，无疑更有特别的价值。尤其是，由于人们经常会对我们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颇多议论，以“论著体”为基本特点的学院体批评不仅招致许多批评，而且其所包含和体现的问题，也一直根深蒂固，妨碍了批评功能的有效发挥。所以，我在正视和揭示这些问题的同时，更想发掘一些有所突破的“非学院体批评”，以为批评的健康发展寻求启示。 一、作为问题的批评文体 21世纪以来，在全球格局和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工作，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但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却又存在着许多不满，人们甚至经常会用“危机”“缺席”和“无效”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对文学批评的严重担忧。在这些担忧中，有的论者重点关注的是批评“主体性的危机”②和“独立性危机”，③有的从“文学公众对文学批评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的状况中，检讨出对于整个社会和对文学公众的引导性而言，我们的文学批评“已失去或正失去其有效性”。④而在一篇题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与生机》的文章中，施战军则在揭示文学批评“危机”状况的同时，将“危机”的根源直指“学院”，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还是富有活力的，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基本相配，但也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且实际的价值评定环境堪忧，并已经产生了灾变性影响”。而这种导致“诸多问题”和产生“灾变性影响”的“价值评定环境”，“正是由大学构成”。因为他发现，“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批评家属于作协文联及出版社报社的状况相比，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基本队伍几乎在向学院发生根本性的位移”，批评主体受到“学院评价机制”即“以理工科尤其是工科的评价标准”的严重制约，有的甚至“对学院规约自觉投怀送抱”。他认为，在批评的学院化所造成的诸多“灾变性影响”中，“首当其冲的是文学批评的文体”——“评价的机制性板结，进而造成文体的学术化僵硬；与文学现场的关系趋冷，最终导致了批评文体的拘谨窘迫之态”，“很多批评家喜欢搬用外国批评理论来解读中国文本，而把自己的领悟和本土的资源搁置一边。很多学院批评喜欢刻意地过量地引用资料，一篇文章要跟上几十条注释，其中洋文的也要占足够比例，仿佛这样才显得‘学术’”。⑤很明显，施战军所揭示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最为突出的症状就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文体上。21世纪以后，批评文体成了一个常招不满的突出“问题”。 关于批评文体，曾有诸多不同的定义，比如有的论者就“将批评文体界定为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⑥有的论者则认为：“文学批评文体是指文学批评家在一定批评观念的指导下，运用某种批评方法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样式，它折射出批评家独特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一定的社会文化精神，是批评家个性的外在显现”。⑦很显然，所谓的批评文体其实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和“主体”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对批评文体的把握，一方面既是对文学批评本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批评主体的把握。我们正可以从批评文体的本体入手，深入到其背后或其“折射”与隐含着的批评主体，并且进一步循此深入，拓展和联系于与文体和主体紧密相关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状况，来反思和总结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学院化”的问题，显然在其中。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学院化问题，并非起始于21世纪。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家们出于对市场化、商业化等一些外在力量的规避或抵抗，加之又置身于被称为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文化氛围，而选择退守学院，试图通过批评的学院化来追求批评主体的独立性，无疑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是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大学扩招、学科扩建等所批量生产的文学博士们纷纷进入批评队伍，学院体制和学院机制也越来越周密、完备、膨胀与固化，时或不长，便暴露出与其初衷南辕北辙的许多问题。早在上世纪末的1999年，贺桂梅在其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系统考察中，就对学院批评得出了一个不无悲观的结论，认为当时的学院批评发展不久，就遭遇到了“来自商业市场和机制内部合成的‘危机’”，学院批评曾自我期许的批评主体的独立性，不仅“在此后文学研究的发展中并没有真正实现”，⑧而且还被严厉的学院评价机制侵害与吞没，从而使学院批评剥离和丧失了主体，沦落为学术八股的套路展示和学术空转。21世纪以后，随着学院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学院批评凭借其极为强大的学院体制与机制，在从业人员、文本产量等很多方面，按照有论者所指出的，“逐渐一家坐大”，变得越来越强势和主流，“即使在当今媒体样式如此多样化的时代仍然难以撼动其在批评格局中的核心地位”，⑨成了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一种问题性的“新变”。这一“新变”的问题性，不仅表现在学院批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问题，更表现在，本身已经很多问题的学院批评还以其强势、主流和核心的地位，排斥和压抑那些非学院性的文学批评。这种排斥与压抑的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批评文体上以“论著体”为文本样式的“学院体”批评大面积地占据着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刊物的宝贵空间，并被各种学术和批评类的评审、评奖所唯一认可，而样式丰富、充满活力的非学院体批评，只能处于少数和边缘性的位置，很多时候，甚至很难看到它们的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