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于乐山市文管所的二十册“郭沫若中学时期作业本”不消说是研究少年郭沫若的重要材料，自1979年《郭沫若少年诗稿》出版以来，学界陆续对其中重要内容进行整理并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披露。①但近日笔者在研读这批笔记时，发现其中仍有八篇重要的文字尚未被完整地公诸于世，②包括短篇史论三则、长篇策论二则、分别围绕《礼记》和《论语》中一句话所作的短文各一篇，以及拟苏武口吻致李陵信一封。两篇较长的策论，一名“拓殖政策”，一名“外交政策”，③篇幅完整、逻辑清晰，展现了郭沫若对当时国家内政外交的看法，表露出了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笔者在《郭沫若中学时期散佚文录考释》一文中已对其进行了考释，本文则拟对剩余的六篇文字进行梳理介绍，并附手稿识读文字，以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便利。 一、短篇史论三则 三则史论均记于笔记④第三册开头，逐页接续。第一篇《明成祖不许阿鲁台部署女直吐蕃论》题目取自以下历史事件：“永乐九年冬十二月，阿鲁台遣使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⑤而上“乃不许阿鲁台之请”。⑥“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一流传颇广的外交术语也正诞生于此事件⑦。这则短论的中心论点是应当克服战胜所带来的骄傲、警惕不易被察觉的祸患，共约一百字。 第二篇《郑成功逐荷兰据台湾论》当属六篇习作中感情最为饱满、个人特色最为鲜明的。全文三百字出头，立足于时局，赋予“郑成功逐荷兰据台湾”这一历史事件以双重意义：其一是反抗清朝外族统治，其二是驱逐荷兰外国侵略者。文中“盖天下事其最可为痛心疾首者，孰有灭家亡国蔑以过之”一句，与《拓殖政策》中“天下事其最可为痛心疾首者孰有过于亡国覆家者哉”一句之用词及语序都极为相似，并且《拓殖政策》一文末尾也引郑成功逐荷兰据台湾一事，以证汉人之“未病而奋哉”。在郭沫若同时期所作的诗歌(如《感时》八首)、对联(如《敝帚集》第五、二十、二十五、四十九副对联)以及后来所作的自传(如《反正前后》)中，均多次表达对满清统治者的不满以及对外来侵略者的憎恨，并认为清朝统治正乃致使国人横遭欺负的首要原因。并且，郭沫若还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亲身经历了保路运动全过程，这些都与该篇内容与情感相吻合。 第三篇《蔺相如不雠廉颇论》共二百字出头，题目取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强调了内政稳定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称蔺相如为“先国家而后私仇”的有识之士。在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主要从个人角度赞扬了蔺相如的智勇双全，而郭沫若则主要从国家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将相必得互相辅助，方可“谋国家之治安而为民人造幸福”，否则“行政军事必随而废弛，国家之覆可立而待也”。这一视角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如上文所述，与郭沫若当时的心境有较大关系。 二、分别围绕《礼记》与《论语》中一句话所作的短文两篇 第一篇首句“临财毋苟得”语出《礼记·曲礼上》，记于笔记第十册末尾。全篇仅三百字出头，通篇重点在“临”与“苟”二字，主要运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将常人与君子作比，指出常人心志不定，面对不义之财往往会顺从爱财之本性而取之；君子则安贫乐道，不因财而失名节。 第二篇首句“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语出《论语·为政》，记于笔记第二十二册末尾，系未完稿。该文先对题目稍作解释，而后宕开一笔，由“父母”联想到汉元帝及光武帝之际的“召父”(召信臣)、“杜母”(杜诗)，并赞扬了二人爱民如子、忧民之疾的高尚品格。这篇较“临财毋苟得”一篇还多出近百字，但后面展开的两段论述都只回应了破题部分“父母忧其疾”的一面，并未回应“人亦将以父母待之”的一面。并且在举例之后，也并未跟进阐释说理，而是在“是以”二字处终止。 三、拟苏武口吻致李陵信一封 该信录于笔记第十二册末尾，共千余字。在手稿原文中，该信共占据约两页半篇幅，“以不死为足下罪哉”记于最右第一页，按正常写作顺序来看应为文首，但下一页“少卿足下”方为书信开头的标准格式；又信中“夫孰期()嬖者，竟以……”一句之后记载了一些零散文字，与整封信内容并无关联⑧，却正可与“以不死为足下罪哉”相接续，且前后文意相通。不能确定以上零散文字与该信写作的先后顺序，完全有可能先在笔记本末尾记录了一些与本册主要内容无关的随想或草稿——事实上，在该信之后的几页，也即本册最后的几页，确实记有数学演算、诗歌以及一些被划掉的文字，页面凌乱。由此可以设想，也许作者在写作此信时，本欲空出一页，以示与前面内容区隔，但行文至“夫孰期()嬖者，竟以……”一句时，发现已无空间(这句恰为一列之最末)，故而转回至前面空出的一页，接续书写。 叙述者“苏武”在笔记所记载的这封信中，先是回忆了自己被困匈奴十九年的绝望生活以及回国后的荣宠加身，而后解释到自己本“久欲致书慰问，以供职未暇，罔克磬其所怀，故迟迟弗达”，从开端起笔的回忆式书写以及“久欲致书慰问”一句可以推知，此信所模拟的，当为苏武首次给李陵写信的口吻。又有“转辱远赐书教()，叙愁苦如怨如诉，悲不自胜”一句，可知该信乃收到李陵来信后所作的回信。接着，信中以“君子疚没世而名不称焉”为立论点，劝说李陵应当重视自己的名声，在对其不死以图有所为之志向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指出这种志向曲折难以实现，从而劝其返汉，并举例说明汉室素来优待重新归顺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