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以“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作为焦点，在大量收集材料与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与当代文学史的复杂关联，以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另一种观察路径。这一研究计划具有实验性质，所采用的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也与20世纪末风行学界的文化研究范式迥然有别。在隶属于文化研究的城市研究风潮中，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北京这一文化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①而在既有的文学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涉及本文所要讨论的领域，如京味文学与京味作家的相关论述、以王朔为中心的“大院文学”研究，等等。只是因为问题意识和关注重心的区别，其中有关作家居住地的探讨大多浅尝辄止，或者止步于印象式、抽象化的勾勒。 研究北京作家住址与当代文学的关联，前提条件和问题潜力在于，在1980年代以前，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公职人员(特别是迁入人口)的住房一般都是由所在单位安排，自主选购“商品房”的情况较为少见。因此，一个人的住址，就可以看作一个有迹可循的社会编码，与其(或其户主/家长的)单位、职务、级别等社会信息密切相关。这正是社会主义北京的特殊性所在，也可视为城市研究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作为系列研究的初篇，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方法的探讨，因此对于其中的关键性概念，有必要作出更为具体的界定和说明。 首先，本文及系列研究中的“北京作家”概念，是指居住在北京这座城市的作家。更准确地说，是指那些拥有北京户口、被视为北京市常住人口的作家。这样，它与“京味文学”视域下的“北京作家”概念就有了显而易见的区别。以地域为尺度的“京味文学”，主要是从文化角度，探讨现代进程中人与城的精神联系，以及有关(旧时)北京记忆的书写方式及其实绩。除被视为开创性研究的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之外，王一川提出的三代“京味文学”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并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在他梳理的谱系中，第一代“京味文学”以老舍1920-1940年代的创作为代表，第二代为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人1980年代的写作，第三代的代表则是1990年代“泛媒介场”中的王朔、刘恒、冯小刚、王小波、刘一达的创作。②与之相较，本研究所关注的，首先是“谁在北京?住在哪里?”的基础性问题。其他诸如籍贯、出生地、文学风格以及文化认同的因素，则置于研究的总体背景之中。 其次，鉴于这一研究体量庞大、枝蔓繁杂，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便十分必要。因此，本文及初期研究中的“北京作家”，是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居住在北京的作家为中心。它在代际的层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即“当时已是作家”的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曹禺、冰心等“老作家”和王蒙、邵燕祥、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作家”)，和“后来成为作家”的作家(如阿城、王朔、张辛欣、北岛、徐星、刘索拉等)。在阶段性的研究完成之后，再逐步把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向后延展，将“新时期”以后迁入北京的作家纳入视野。这样处理的考虑是，本文所谓的“北京作家”，实质可以理解为“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北京的作家”，因此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进城”这一社会性问题，并与1950年代城市空间的规划与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一位研究者所说，1949年以后，为了安置进京的国家机关与军事、文化单位而兴建的广义的大院群落，重新分割了北京城市地图。③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中，作家也根据所在单位(部委、军队、学校)在资源配置中的结果，而被安排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居住。 鉴于视角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去理论化”的倾向。但事实上，这一研究本身并非“反理论”的，西方学者关于城市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以空间分配为中心的文化政治研究，与城市规划及发展问题的理论及个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在处理具体的对象时，研究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尽可能不跨越到理论层面进行抽象讨论，而是保持在社会生活的层面横向展开。因为笔者认为，作家的居住地，以及与此关联的问题(包括作家对于城市的文学表现在内)，不是诉诸话语、权力、规训、运作等术语所能完全解释的理论问题，而是当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政权建立之时所必然产生、必须面对并且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因此，重要的是将作家住址问题本身打造成一把钥匙、一种方法，帮助我们破解曾被湮没的历史秘密。 概而言之，本课题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文学史的知识之外，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内容，也对研究的深入推进至为重要。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将辐射到作家研究(出身及身份认同)、文人交往研究(居住片区)、文学体制研究(当代作家的生存条件及物质待遇)、文化研究(城市规划及布局)、文学社会学(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现当代文学关系(现代、当代作家存在方式的比较研究)等多个领域。 在研究的操作层面，居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的作家，将首先根据其在家庭这一社会单元中的位置，划分为“户主”和“家属”两个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作为“户主”的作家大致包括三种主要类型：军人、文化干部(老作家)、大学教师。与之相应，“户主”及当时作为“家属”的后来的作家(一般为未成年人)，居住地主要是军队大院(如王朔、张辛欣)、部委家属楼(如阿城、食指)、大学校园(如宗璞、陈建功)三类区域，也有研究者将这三类分别称为军队大院、部委大院、高校大院。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作家散居在上述区域之外的城市空间之中，鉴于个体的丰富性和差异性，需要依据不同情况做出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