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上海文论》1988-1989年设立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事件。“重写文学史”作为文学思潮贯穿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始终，终于在最后时分正式登场。新时期文学批评历经了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历经了关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现实主义深化”“先锋文学”等话题的批评实践之后，文学批评的思维、方法、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与锤炼，从“一元化”的历史有限性中走出并进一步自觉深化，对文学史的反思、评价与重写也成为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作为文学事件的“重写文学史”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最后两年，但其引发的声势、产生的效果早已溢出“八十年代学”的历史边界，批评实践蔓延至整个20世纪90年代甚至辐射至今。应该说，“重写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退潮”之后，它作为文学批评关键词的意义才正式诞生。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重写文学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发生并不是突发或偶然的，它是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甚至当代文学史的回应，也是“重写”这一文学史书写策略的阶段性回归。基于长期特殊的历史原因，文学史的“重写性”在当代文学中被强大的历史意识部分地遮蔽，外部环境对“文学—文学史”的可能性要求降至低点，学术共同体中潜意识般不断回响着的“不宜写史”思维也压抑着自当代文学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数十年间文学史学的革故鼎新。显然，与“重写文学史”思潮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创作实践一样，“重写文学史”反映了一代知识人对文学史常识和规律的诉求，同时作为“八十年代学”语境下文学史的一种心理修复机制，它天然地携带着“矫枉过正”的基因，并一度以“矫枉必须过正”的姿态建构了其关键词的内在特征。 一、《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述略 1987年《上海文论》(双月刊)创刊之初，编者未曾预料到这份文学理论刊物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上海文论》创办了一年半之后，在文学界也反响平平①。仅从封面就能看出来这一阶段刊物特色不突出：1987年全六期刊物的封面设计一致，每期封面被对角线交叉分为四部分：左、右四分之一部分色样固定，皆为灰色，其中在右四分之一部分标出刊次。上四分之一部分为米黄色，标有刊头字样(由汉字、拼音组成)。下四分之一部分每期采用不同色块填充。进入1988年后，设计相对单一的封面又画风突转，以一个巨大的繁体“论”字填充占据了底色统一为灰色的封面图。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20世纪80年代个性十足的文学理论评论刊物相比，《上海文论》这一时期给人的直观印象略显呆板。这种情况直到1988年第4期才开始发生改变，毛时安履新编辑部主任后，刊物风格迅速改观。封面从“老气横秋”的“论”字平铺，转变为色彩对比强、线条灵活生动的设计(1988年第4-6期)，后续又加强这一设计感，调整为以黑白粗细线条穿插为主、明快色块点缀为辅的结构(1989年全六期)。而在内容上，1988年第4期《上海文论》在刊物头部开始设立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为当代文学“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正式启幕。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重写文学史”发生阵地外在面貌的改观，是希望重新触摸日益远去的鲜活感知，并强调对“审美性”的重新发掘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转型时期的重要性。 “审美性”文学史观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重写文学史”的发生。1988年第4期即专栏第一期“主持人的话”里，陈思和、王晓明二人特别提到，“从新文学史研究来看，它绝非仅仅是单纯编年式‘史’的材料罗列，也包含了审美层次上对文学作品的阐发评判，渗入了批评家的主体性”②。总结第一期“主持人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重写文学史”专栏设置之初，陈、王二位的思路和目标大致有四条：(一)以审美性的、多元化的、主体化的文学史观挑战政治性的、一元化的、客观化的文学史观；(二)提供文学史观彼此争鸣、交锋、碰撞的平台，让仍嫌沉寂的文学批评氛围进一步活跃，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真理的火花”；(三)通过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助推当代文学发展，激发“强有力的刺激”；(四)对前人的文学研究补漏纠偏，并提供切实的新材料或理论视角来完成个人创见。总体来看，专栏实现了二位最初的设想。考察“重写文学史”时期的具体文章，需要对“审美性”观点尤其重视，因为相对于两位主持人的另一主要观点——希望将统一的文学史重写成批评家多元化的、主体化的文学史——而言，把既往的“政治性”的文学史重写为“审美性”的文学史这一观点更靠近问题的核心。毕竟，多元化、主体化的文学史判断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审美性”在这一时期优先的合法性及其提供的基础经验。 《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自1988年第4期设立，至1989年第6期结束，共历时18个月、出刊9次、举办座谈会1次，专栏文章共32篇，另有“主持人的话”9篇、“编辑手记”1篇、“简讯”1篇、“启事”1篇。从时间上看，发表于1988年的专栏文章主要笔力集中于对赵树理、柳青、丁玲、胡风、姚文元几位当代文学时期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想的解读。在叙述他们作品基本脉络的同时，以“审美性”观照既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失时机地流露出对著名作家走上“文艺和政治之歧途”的痛惜。同年，与上述五篇文章对比鲜明的，是发表于第5期的夏中义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一文。夏文未像1988年度其他几篇文章一样就具体作家作品展开论述，而是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位俄国19世纪著名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主张几十年间在中国文艺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命运进行考察。夏中义的文章将1988年度“重写文学史”文章的边际扩展到重写文学观念领域。专栏主持人和编辑对这篇文章相当重视，不仅在顺序上将其排在前一期已预告过的王雪瑛文章及本期“主持人的话”之前，还特别用手写字体呈现该文的题目，并将文章中的四小节标题以目录形式罗列在正文之前，不惜占据半个版面——这在整个“重写文学史”专栏中都很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