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与高等教育发展 李立国 【作者简介】李立国(1970- )，男，山东滨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教育思想史研究。 【原文出处】《教育科学》（大连）,2023.1.8～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博士生招生和培养规模结构质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JZD051)。 现代化理论出现于20世纪50-60年代，盛行于20世纪70-80年代，是西方学者在探讨二战后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民族振兴问题时，回顾总结西方国家自工业化以来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而形成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明确指出，从历史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17-19世纪，由欧美各国率先完成。现代化理论将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称之为“内生型现代化”，是西方国家内生性变迁过程。把非西方国家要走的现代化道路称为“外发型赶超现代化”，不是基于本土固有的现代意识而是在外部刺激下进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他们普遍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理论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认为非西方国家要走向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要与固有之传统决裂，学习西方，输入西方文化和新的价值观念，激发起追求现代化的文化与勇气。麦克莱兰指出，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的最后决定因素是价值、动机或心理力量……在改变历史时，事实上，意志比纯粹的物质组织更重要。按照前述学者的理论，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就要与传统决裂，嫁接西方的价值与理念，才能实现现代化。他们把前现代社会统称为“传统社会”，同“现代社会”相对应，现代化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为底色，按照西方模式来描述现代化的内涵及如何走向现代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化议题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他们于70年代关注拉丁美洲，于80年代关注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也认识到原有理论的局限，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国家曾经遇到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犹如“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从而才能实现自主发展的目标。但是，他们只是着眼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关系，抨击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却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他们的观点在批评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同时，也抛弃了现代化的核心内核，即任何国家必须通过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 西方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虽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但是它们都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科技进步和人的素质能力的提高，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来实现增长与发展，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全球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指导。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与教育领域意义重大，其影响遍及世界，是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世界银行在《增长的质量》中提出了新的发展分析框架，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福利的要素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三类，其中物质资本是通过增长影响福利，而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增长影响福利，其自身就是福利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提高人力资本，就等于增加人民的福利。那么，如何使得教育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相结合，使得教育发展能够实现民族振兴和经济增长？非洲实行的是以基础教育为重点的发展政策，拉丁美洲实行的是以高等教育为中心的发展政策。但两者的探索都没有成功，教育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大众化普及化的实现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发展。人们也在反思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是国家或地区现代化需要的高等教育。 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同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动荡变革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593.0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88.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7%。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2005年的价格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20102.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36194.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5%。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33239.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09679.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0976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这对教育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使命与要求。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在经济社会和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做大做强高等教育既是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更是建设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的基础和前提。我国要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亟待加快发展。 国际学术界也在探索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能够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虽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高等教育被普遍认为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并因此在国家政策上备受重视，高等教育投入也占据教育投入的重要部分，但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却呈现出不同的结论。不同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除了具有培养社会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功能之外，还与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以及社会创新活动密切相关。就研究视角来看，以国家层面以下的区域或个人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结果较多显示，高等教育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提升个体收入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使用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经费等变量来实证分析国际或国家层面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往往显示这些高等教育变量与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两种研究视角与范式存在差异：首先，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不能完全代表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不能简单用来衡量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次，高等教育对国家与国际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机制仍不明确，如对科技创新在社会制度完善、知识传播扩散中的影响作用无法衡量。事实上，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远远无法用教育规模或经费数量等变量来简单代表，而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特征又恰好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因素。 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高等教育无疑会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高等教育增长都会有价值。一个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特别是结构合理与质量较好的高等教育是会发挥良好作用的。同时，我们对高等教育作用机制与效能的显现，也不能够急于求成，希望马上显现，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作用发挥都具有一定的缓显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人才的成长，高教的作用价值才能显现。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更多通过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外溢效应来实现，通过包括科技创新、知识的传播扩散、社会制度变革与完善等这些复杂多元的机制和形式来发挥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宜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科学研究规律，以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人民群众的期待为导向，循序渐进地开展守正创新，更加重视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改革。社会对高校的评价也要有一定的包容性，不能指望高校的作用立竿见影，几年见效。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就如同深深的水，表面看是在静静地流，波澜不惊，看似数十年如一日；深处则是变化多端，创新迭出，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底部更是基础雄厚，亘古少变，但也有新山凸起，新潮奔涌，具有极大潜力。高校既要面向社会办学，也要保持象牙塔的优雅，这样的高校也许才是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大学，也是真正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大学。 注释： ①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麦克唐纳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新概念：“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解释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20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两天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