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媒介记忆装置系统的视听转向 “记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对于记忆的哲学反思也从未停止。古典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赋予记忆无与伦比的地位，认为回忆让身处苦难中的人也能感到幸福。①在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看来，记忆是一种“自明意识”，它的主要作用不在于保存简单的观念，而在于“表征价值”。②洛克(John Locke)则认为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的价值仅次于知觉。人们如果缺少了它，则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去了效用。③奥古斯丁等哲人的言论均指出了记忆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为现代记忆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记忆就是我们对于先前事件或经历的内部记录，是我们编码、存储、组织和形成信息的一系列过程。现代社会以来，在哈布瓦赫、阿斯曼夫妇等学者的推进下，西方记忆研究已形成多元化的理论体系。而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译介和引进西方经典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努力开展中国的记忆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初步实现了与西方的对话接驳，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推出了不少优秀的本土创新成果。 不过，在数字时代的新媒介环境下，当代记忆研究仍有许多可开拓的空间。尤其是当“媒介记忆”作为明确的概念被提出以后，媒介记忆理论的本土创新问题为学界所关注。一方面现有的媒介记忆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媒介”如何在记忆中发挥作用，这种“媒介作为记忆的载体”的研究路径虽然能够发掘出媒介对于社会记忆发展演化的价值，但是也容易陷入“媒介失忆”的焦虑中；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数字媒体记忆实践过程中，视听媒介在媒介记忆系统和场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博物馆、废墟遗址等实体场所的物质记忆载体特征，也关注到书籍和大众报刊等印刷媒介的记忆效力，以及影视媒介文本对人们记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但从记忆的视角对视听媒介开展深入研究的著述并不丰富。这主要是因为视听媒介文本具有流动性，它不易存储和读取。而且，由于视听媒介文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从记忆的视角对其分析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进行。当然，近年来，孙玮、周志强、季凌霄、潘祥辉等人的研究让视听媒介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从空间的角度思考“声景”与人类感官的互动关系，短视频的日常生活场景记录等。 而在当下中国的媒介记忆实践中，我们发现，视听媒介作为一种记忆装置已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社会记忆系统中的方方面面。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观点指出：“‘看’不是对光刺激的简单记录，而是一个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刺激被转化为能够向目标器官提供有意义的符号的流动结构。”④因此，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驱动下，本研究试图藉助装置理论来统合现有主要的视听媒介记忆形态，在这里借用“装置”的概念是因为它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媒介记忆如何以隐蔽的方式嵌入人们的记忆世界中。在此基础上，思考数字时代的视听媒介记忆装置系统，如何造就记忆的流动性、可协作性、工业化特征，进而考察数字时代新的记忆之“场”的形成过程，并以此回应记忆研究领域近年来的“媒介失忆”的担忧。 二、记忆、媒介记忆与数字记忆 在记忆研究中，人类的记忆活动和记忆现象常被置于媒介的视阈下进行分析。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提出“集体记忆”时，就注意到了媒介在建构和影响集体认知中的价值。⑤阿斯特利特·埃尔(Astrid Erll)更进一步地指出，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记忆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则不可能存在，记忆的方式影响着过去事物的形状和意义的变化。⑥在记忆研究中，研究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媒介的核心功能和价值。我国学者也针对中国问题深入讨论了媒介在记忆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周海燕、黄顺铭、李红涛、邵鹏长期关注媒介记忆问题，分别就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不同媒介的记忆作用和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在线书写等进行了深入探索。⑦总之，在记忆研究中，媒介的作用从不曾被忽略，媒介与记忆的关系、媒介技术变革如何影响记忆、不同媒介所形塑的记忆类型有何不同以及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媒介如何发挥记忆的功用等问题为研究者们长期关注。 从最初的岩画、结绳、龟壳和碑刻等古老的媒介记忆方式，到书报、影视等大众媒介记忆，再到互联网带来的数字记忆，媒介的记忆价值和功能越来越突显，“媒介记忆”已发展为记忆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卡罗琳·凯奇(Carolyn Kitch)最早明确了媒介记忆的概念，她认为“媒介记忆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目的是探讨媒介是如何通过扮演一个记忆代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的”⑧。数字记忆研究源于万·豪斯(Van House)对数字技术和记忆之间关系的批判。⑨记忆实践的数字化视角进一步肯定了媒介在记忆中的价值以及媒介使用者的能动性。基于数字媒介的特性，数字记忆有着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不少研究者担心数字存储空间以及编码方式易造成信息损坏与衰减，认为数字时代媒介记忆存在着记忆的障碍与失真、媒介失忆等问题。⑩出现这种担忧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通常将某一种媒介看作是独立于其他媒介或媒体内容而存在的，这种研究取向在现有以视听媒介为载体的媒介记忆研究中尤其明显。在这类研究中，媒介记忆仅是一种理论视角，容易陷入前文提到的“媒介作为记录渠道”的单一路径；另一种常见的视听媒介记忆研究路径，是随着视听媒介应用于各类实体空间而展开的，这种路径关注到了一些视听媒介如何在现实的物质场所发挥功能和作用，如博物馆通过数字化的视听传播技术推动历史记忆的传承。鉴于视听媒介在当代社会记忆中的重要价值，若将不同视听媒介作为记忆装置，深入分析这些记忆装置在协作运转过程中如何形成具有联结性的装置系统，继而考察它们在新的数字记忆之场所发挥的作用，或许一方面能够推进记忆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能缓解“媒介失忆”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