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22)06-001-08 一、非遗保护：从文化实践到学理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生是在二十世纪后期。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届执行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布计划”条例》，正式提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①但只是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真正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以及相关的保护观念、原则和实践体系，即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政治理念，以及不同政治实体之间通过交流沟通形成的促进当代世界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建设原则与实践策略。经过20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的全球实践，非遗保护在保护的对象、原则和操作范式方面都形成了日益成熟而又多样化的形态及其成果。 然而，从非遗保护实践在全球的进展和面临的种种问题来看，不同文化共同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形态、价值、保护目的及方法等诸多问题还在不断探索中，不同国家、民族对非遗保护的理解和实践各有特色。可以说，《公约》所表达的非遗内涵、保护观念及其意义，只是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对非遗保护的理解及其实践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完整周延的逻辑与知识体系。从非遗保护的更深层次来看，非遗保护实践的学理根据研究尚不充分。一些作为世界非遗保护实践基础的知识与理念还有待深入探讨和深化发展。这些深入的学术研究，对于不同文化共同体在非遗的现代价值、保护的目的、相互理解分享的基础等问题形成深度理解的共识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非遗保护不仅是文化实践，而且需要作为指导实践理念的理论研究，即相关知识、观念及其逻辑在学理层面的探讨和交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理研究应当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两个层次。非遗学的理论建设所面对的是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显现的多方面问题和矛盾。我们可以从非遗保护的价值观念及其历史文化根据这样两个层次来探讨这些观念矛盾的深层文化意义及其对非遗保护实践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谈论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时指出，由于电力、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由爆炸式的外向扩张发展逆转为内爆式发展，相互联系由非部落化的发散式交往逆转为再部落化的内聚交往：“我们这个世界由于戏剧性的逆向变化而缩小了……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② 这就是“地球村”概念的由来。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贸易趋向一体化，地球村观念再度受到重视，并演化为世界贸易、政治、文化走向更加一体性联系的“全球化”概念。正是这种“全球化”趋势成为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历史终结”世界大同想象的现实政治根据。 然而20世纪的全球化并非世界大同。全球化对于不同文化实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分裂》一书中展现了近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即“全球分裂”。③具体地说就是发达国家驱动的以普世化、同质化为特征的经济、文化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共同体认同这两种政治价值之间的矛盾。冷战时代全球政治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是以“第三世界”的崛起与政治对抗的激烈形态表现出来的；而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认同则表现为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立场。文化多元主义坚持每个文化实体有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有根据本族群习俗和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多元主义价值观是对当代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形成的“全球分裂”危机的一种应对，体现了后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实体共享的政治正当性价值观念，即世界上不同文化实体平等共存、共同发展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核心就是这种多元主义价值观。 比政治正当性更深层的文化价值在于不同文化政治观念的历史正当性问题，即文化政治价值的历史根据及其在当代语境中表现出的伦理正当性。这里存在着现代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 19世纪基于进化论和理性启蒙主义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认为，历史是依据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逻辑演进发展的。按照这个历史进化逻辑，越是后出的文化形态越是高级的即更完美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④这就是说历史不仅是按照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进化发展，而且后来的高级形态吸收了低级形态的内容。按照进化论的历史主义，作为高级文明形态的现代文化已吸纳和超越了过去的文化，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就成为历史进化的逻辑归宿。 然而在当代文化学者福柯看来，19世纪的历史主义观念并没有指向更高级更美好的文明： 如我们所知，十九世纪最令人痴迷的是历史：发展，停滞，危机和循环的主题，永恒累积的过去造成无穷死者的压力以及世界冰川化威胁的主题。热力学第二原理成为19世纪的基本神话资源。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