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老城活化的困境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今已30年，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大拆大建”为特征的“空间商品化”阶段(1990-2004)；第二阶段是以“腾笼换鸟”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化”阶段(2004-2014)；第三阶段即当前，以“文化复兴”为重点，体现出鲜明的人文转向①，强调公众参与，结合存量更新，进入对老城日常生活活化的全面探索。 这一转向尝试将“人”及其“真实生活”带回更新进程，既是对早期“只见空间(的交换价值)不见人(在空间中的具体生活)”的城市开发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日益崛起的社会力量的回应。在此背景下，“活态保存”和“参与式更新”被强调，但在实施中仍因过往路径依赖，缺少自下而上的意义生产和情感连接。如何在激发人与人日常互动的意义上实现更新中“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找回城市的灵魂，仍是实践中最欠缺的部分。其最大难点在于，这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无中生有”：前一阶段的疾速城市化磨平了城市肌理，抽空了社会结构，虽然更新了物质环境，却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撕裂了各群体间的有机联系，削弱了机制间的协调统一，不支持互动的自然生发。那么，该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复杂有机的日常互动?具体来说，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首先，日常生活受社会运转的深层逻辑形塑，它的更新关联到空间、人群、制度的同步调整，该如何重建这数个层面的有机关联?这其中更紧要的是，大规模的人口置换后，老城中老居民与新中产之间的张力凸显，该如何重建沟通的桥梁? 因此，日常的再造，不仅是“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更是借文化以搭建不同人群间沟通对话机制、重塑制度内外对接转化机制的社会行动。这也是本文力图呈现的以公共文化再生产实践介入城市更新的复杂之处：一方面，着眼于文化本身，“再造日常”就是目的，指向文化更新；另一方面，着眼于其推进的实践过程，“再造日常”则变成一种手段，在空间运营的要求下，由文化活动策划、实施所不断引发的各方交流，成为弥合先前缝隙、推动转型深入的连接机制。下文即以一个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及新型公共文化建构实践为例，从“找回公众”“消融区隔”和“淡化权威”三方面，展现这个消抹界限、重建互动的过程，其背后是空间活化机制、文化再生机制及地方治理品牌化机制的三重叠加，它使老城生活得以在空间、人群和制度上由表及里地向外打开，并于持续的新老交融和内外循环中，再造出一种混搭、流动的新日常。 二、文献综述 (一)再造日常：参与式更新的推进 在前数十年的开发型更新中，大量胡同消失、高楼拔地而起，空间肌理被铲平的背后是社会连接的消失，其影响亦波及现存历史街区：一是公共空间锐减。以东四南街区为例，新中国成立至今，公共空间数量减少了近一半(刘祎绯等，2020)。二是社会生态被破坏。数轮更新后，历史街区大量中青年主动外迁，人口老龄化严重，加之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人口结构复杂②。伴随胡同内私人豪宅的兴起，贫困的居民与显赫的家户共居一处(沈原等，2017)，阶层分化严重，且紧密的空间关系导致了邻里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李阿琳，2020)。此外，作为旅游景点的老城由消费升级吸引到的新人群与老居民之间文化区隔明显。三是社区内部非正式连接减少。一方面，经历多次环境整治和人口疏解后，作为关系节点的社区小商业消失；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治理的推进，基层负担加重，社区干部和居民的情感互动减少。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附近的消失”(项飙，2022)，老城不再是“熟人社会”，原有连接断裂，新生互动缺乏土壤，日常生活和居民心态较为封闭。伴随着人文转向，“参与式更新”的探索在反思中推进。 早期探索仍从空间着手，但基于对前一阶段大尺度空间商品化的反思，提出以院落甚至单间房为设计单元的“空间微更新”，并尝试在设计中引入居民参与(贾蓉，2014)。但项目以大国企为实施主体，最终的空间利用仍与业态升级捆绑，受消费主导，更新后的空间与胡同居民的实际生活不匹配，缺少邻里网络的维续机制和新老群体的融合机制。 基于对空间路径的反思，社会路径的实践直接着手调整社会关系，具体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流的社区营造，在空间微更新的后期项目中，尝试留出部分腾退房屋用作公共空间，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重建邻里网络(冯斐菲，2016)。该路径在空间使用上淡化了消费色彩，注重社区内部社会资本培育、居民议事规则等制度化成果输出(梁肖月，2019)，但受行政购买的辖区边界所限，对外相对封闭；同时，带有预设目标的营造方式对过程重视不足，使得社会关系自发性不够。此外，此类空间产权往往由实施主体所有，对于空间用途的决策容易更改，公益性难以维续。第二类是独辟蹊径的空间实践，从社会学干预的角度出发，将大杂院视为共同体，借助院落空间整治重建社会关系，改善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条件(沈原、李阿琳，2019)。通过对三个院落的空间实践，李阿琳(2020)尝试协调社区公共空间中的利益关系、调整院落中的公私关系以及重建院落内居民的自组织和邻里关系。由于与切身利益相关，空间实践直接触及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激发了社区内部的复杂互动，重建居民内部关系、居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难度随之凸显。这一路径遭遇了明显的制度性困境，最后未能完全实现，同时，这一调整发生在院落内部，不涉及新老群体融合，也未能获得市场资源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