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3]01-0110-09 城市叙事是全球化时代城市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展示城市形象，另一方面召唤和重构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进而增进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增添文化自信。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如果要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就必须考虑到如下问题：这两者如何在西方都市中心和西方以外的镜像城市(即西方中心城市的摹本)生产出日常话语?”①这个命题隐含的一个困境是，在以西方中心城市为主导或者范本的现代城市叙事流变史中，作为东方城市的中国城市该如何避免沦为西方城市镜像的命运，一如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上海作为“东方的巴黎”的表述，实际上隐含着文明的等级和势差，更不用说在中小城市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山寨版“威尼斯”“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哈尔施塔特”了。今天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我们当然要突破这种东方主义式的影响，对于一个具有蓬勃进取心的城市来说，对标世界一流城市无可厚非，从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但是其城市的叙事方式只能是独属于“我城”的。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和再造文明新叙事的当下，上海不可能跟在其他城市后面亦步亦趋，即上海不可能满足于或者止步于作为他者的“镜像”，它只能在“左顾右盼”之后，最终在自己的文明谱系和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创生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一、中国城市叙事的“特殊改进”和“充实普遍” 对于中国城市而言，处理好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发明传统，融入日常，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特殊改进”和“充实普遍”，“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创造之路和这路对人类的意义”。②移用李泽厚先生的论述，“特殊改进”和“充实普遍”这种貌似调和实际蕴含进取心的“创造之路”，不失为现代城市叙事的新方向。所谓“特殊改进”，落实到现代上海城市叙事，即上海不能仅仅停留在特殊的地方，实际上它自近代以来就是世界的上海，海纳百川的品格决定了上海自带普适性的一面，代表着一种更为共通的、与世界接轨和对话的价值理念。所谓“充实普遍”，就是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不是抽象的普遍，而应该在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思路下，用上海自身的文脉来涵化、具象化普遍，这种思路并非将文化传统作为落后的象征而弃之如敝屣，而是认为文化传统是富矿、沃土，更应得到保护、充实、活化和弘扬。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城市建设既要有全球的视野，同时又要更多保留、再造本土文明，而且这种本土文明经过现代性改造后更加具有生动的底蕴，更加具有全球文明的气息。今天上海所念兹在兹的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三位一体的“全球地方化”叙事，正体现了这一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未来共存、共通的城市建设思路。 李泽厚先生的思路跟近年来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同的“全球地方化”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认同问题，摆脱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二元对立的叙事窠臼，深入城市的内部，找准城市或隐或显的文脉，型构关于“我城”的叙事，为构建现代城市认同带来了新可能。在这个维度下，讨论上海城市叙事，就需要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行考量。从“天下秩序”到“广览地球”，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地方化的讨论，关于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辩论、对抗，百年来从未停歇过。“全球地方化”是解决普遍与特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矛盾的一个思路，该命题最初由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于20世纪90年代所创用，将英语“global(全球的)”和“local(地方的)”连缀为“glocal”(全球地方的)，进而形成名词化表述“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或译“全球在地化”)。这个名词从起初用以表征“生产某种具有标准意义产品的同时，迎合特定市场或个别爱好以打开产品销路”的经济学基本理念，改造为代指“全球”与“地方”两个主体的互动过程，其“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过程”的文化学基本理念，即“个别事物普遍化”和“普遍事物个别化”的双重过程。③这一思路跟李泽厚先生所提出的“特殊改进”和“充实普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维克托·鲁多梅托夫(Victor Roudometof)等以全球化研究的“全球地方性转向”(glocal turn)总体描述近年来全球地方化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及其引起的理论和方法论“变容”。颇为有趣的是，相对于西方学界把“全球地方化”看成一个经济和文化概念。中国的历史学者则倾向于将其看成一个政治-历史概念，如章开沅先生就把“全球地方化”看成是一个解决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矛盾的折中方案。④ 2021年年底建成开园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便是一个在“全球地方化”转向视野下考察传统的发明与城市再生关系的重要案例。这是一座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原址基础上新造的主题公园。10多年过去了，上海世博会的喧嚣之声依然在人们耳边回响。上海世博会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全世界精彩纷呈的工业产品和建筑艺术，而且也向全世界呈现了更加开放、包容和进取的上海形象，同时还因为本届世博会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从而激发了更多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当然，城市自身的歧义性、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引发了学界公开或私下对这一口号背后理念的争论，引发了对何为美好生活的思考和追问，即城市一定会让生活更美好吗?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相对于曾经的历史和疫情中的今日现实，所谓的美好城市更像是一个寄托了美好期望的、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关于城市价值和伦理的追问，也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西方城市思想家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思考的话题。一部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从田园城市、光辉城市、芭蕾城市、原真城市，再到区域城市、纪念碑城市、公路城市、信息城市和数字城市，基本上也是围绕上述命题展开观念交锋和对话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