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话语问题，将建设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在多个场合进行深刻阐发，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践的范围。在国际范围，话语权成为国家间综合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各国都面临着话语体系改造、更新的挑战，有的还陷入话语危机。因此，从学理上深入探讨话语问题，对于把握话语体系建设规律、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实践，既必要而且基础。 一 话语与政治话语 对话语的关注是20世纪中叶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语言学转向”的产物。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全面化，对话语权的关注也进入了各国发展战略议程之中，话语问题从封闭的书斋拓展到广阔的实践领域。 理论和实践变化的背后，是对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再发现和再认识。正如李书磊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我们依靠语言建立秩序，借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动。……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① 尽管诸多学科都关注话语问题，但各自对话语概念进行着界定和阐释，加之我国理论界使用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绝大多数来自译著，更造成了话语理解上的杂乱不清、自说自话，甚至时有相悖和谬误。当然，这种多样杂乱的状况，进一步说明了话语的重要性，因为每个主体都希望在话语问题上有自己的话语权。 界定话语，首先需要从理解语言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语言的理解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历史的路径，认为语言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②，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另一条是哲学的路径，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③。语言是具有实践性、互动性、反映现实的意识。作为意识，语言可以在哲学家那里“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有其主观性、相对独立性、自成体系性等特征。但归根到底，凡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生产，包括表现为某个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都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④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解语言的路径，我们可以把话语界定为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形式，是一定群体为实现内部沟通认同、对外阐明自身而建构的专门化语言符号系统，由范畴、概念、表述、逻辑、意象、风格等组成，具有历史性、实践性、对话性、开放性等特点。在这些特点中，对话性是其本质特征，因为任何一套话语的根本目的都是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平等的还是有等级的，这样才能使话语具有生命力。正如巴赫金所说：“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⑤ 话语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更新的。更 新的内容包括概念、术语、表述以及话语风格等基本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说：“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⑥ 不同的群体都会有自己富有特色的话语，但并非都能构建起话语体系，并能够将其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普遍性的话语权。话语权不是话语表达的权利，而是话语的影响力、引导力以及规范力，往往表现为在具体领域内、具体问题上设置议程，引导讨论、塑造标准，最终将自己的话语提升到普遍性话语。但是，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话语权的实现和提升的唯一路径，只是其重要基础和表现形式。 因此，在我国关于话语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话语，比如中国话语/西方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技术话语等，但谈到话语体系的时候，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外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体系等，而关于话语权的表述，则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全球治理的话语权、网络安全的话语权等。 政治话语是话语的一种类型，是政治主体(往往是以政党等组织化形式出现)论证自我存在和行为的系统性表述，是它们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现实体现。政治组织是政治话语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供给者。在当代，政治主体的主要目的是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其政治愿景，因此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国家话语，在国际社会之中，政治话语的国家性尤其明显。在国家范围内，政治话语在各类话语类型中占据高阶位次，拥有国家权威和国家力量的支持，能够实现体系化、理论化和抽象化，是上层建筑的基本要素，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政治话语相对于其他话语类型具有强制性、渗透性和规范性三个独有特点。这三个特点是单向施加的，后两者以强制性为前提，但又能将其柔性化。所谓强制性，就是可以借助国家权力要求对象接受、承认和使用；所谓渗透性，就是可以通过教育、舆论、宣传等政治社会化机制，全方位、全过程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话语之中，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所谓规范性，就是政治话语可以设定话语表达的正确/错误标准，并依靠国家权力规范其他话语体系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