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l：10.11965/xbew20220501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1]。举国体制最初源于国家体委对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迅速崛起的经验总结，而后逐渐成为贯穿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之中的一根红线，取得了诸如“两弹一星”“南水北调”“脱贫攻坚”等诸多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多次提及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2]。新型举国体制丰富和拓展了举国体制的内涵与外延，使举国体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新时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体制机制安排。新型举国体制一经提出，便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围绕新型举国体制，既有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历史与实践三个维度展开。 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特质研究。许多学者从理论维度出发，探讨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内涵、显著特征、理论渊源以及优势展现等基础内容，奠定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学理基础。在基本内涵上，曹睿卓、董贵成指出新型举国体制是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基石的领导体制、以市场经济为主要手段治理机制和以创新发展为核心实质的发展模式[3]；叶青、李清均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是国家政治动员，强调破解当前安全难题，立足长远战略安全的全民福祉行动[4]。在显著特征上，谢宜泽、胡鞍钢提出，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充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力量以及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等基本特征[5]；黄寿峰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具有更加全球化、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等显著特征[6]。在理论渊源上，朱哲、董成伟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家治理思想、权威思想和集权思想”等相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提供了思想渊源和基本遵循[7]；王静认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既凝聚了以大一统为显著标志的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又浓缩了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国智慧[8]。在优势展现上，何虎生提出，新型举国体制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兼顾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倡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同时凝神聚力于加强科技创新，具有政治优势、竞争优势、协同优势、战略优势[9]；梁华以当前新型举国体制生动实践写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阐述了新型举国体制在疫情防控上所展现的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统筹制度性与灵活性、整体性与精准性的兼容优势，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的协同优势以及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创新优势[10]。 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发展研究。学者们从历史视野出发，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简要梳理了举国体制历史演变，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嬗变中比较分析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变”与“常”。在历史分期上，唐亚林、郝文强提出举国体制历经了传统举国体制形成(1949-1977)、举国体制转型过渡(1978-2014)以及新型举国体制建构(2015-至今)三个阶段[11]。在历史嬗变上，包炜杰从政策演进(从竞技体育到科技创新)、国家建构(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2年科技规划”)、现实危机(从“芯片断供”到“去举国体制化”)的视角阐述了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嬗变的历史逻辑[12]。黄新华、石术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嬗变进行分析，揭示了新型举国体制历史传承之“常”与适应性之“变”的特点，即新型举国体制传承和弘扬了举国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相统一、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相统一、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统一、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统一[13]。 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价值研究。既有的研究主要从整体性视角、具体实践应用场景的维度展开。在整体性视角上，该类研究主要基于宏观战略的高度指出新型举国体制具有的时代背景、实践需要、战略意义等。谢宜泽、胡鞍钢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深刻反映了当前我国所处的严峻国际发展环境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大国竞争的客观要求；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5]。邵鹏指出，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我国发展面临政治、经济、科技、信息和生物等诸多领域的风险挑战，因此亟需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4]。王向军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本质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传统举国体制弊端的主动调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坚持并发展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抢占创新高地、领跑国际竞争，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性[15]。在具体实践应用场景上，学术界则分别从竞技体育、科技攻关、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领域展开了具体阐释研究。鲍明晓认为要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重点是充分激活市场机制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解放和发展体育生产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和力量，全面建设利国惠民的体育强国[16]。王立峰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直面中国科技现实困境和技术短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了中国科技未来发展路径的顶层设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科技攻关领域的伟大实践[17]。韩旭东、郑风田提出，举国体制为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在这一体制优势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主要依靠行政组织体系、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体系，从而保证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