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洲地区在全球发展中所处地位的不断提升，亚洲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各国加强合作需要提升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在现代世界中，增进各国间人权共识可以为提升相互信任提供重要的价值基础。亚洲国家之间在人权方面已经以各种方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进一步增进这种共识，面临着来自地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阻力。克服这些障碍，需要探寻明智的策略和可行的路径。 一、亚洲地区已有人权共识的形成历程、动力与功能 多年来，亚洲地区国家和人民不仅明确表达了增进人权共识的意愿，而且作出了多种形式的积极努力。 （一）亚洲地区人权共识的历史进程亚洲国家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后，曾在形成人权共识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意愿，但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逐步升级，亚洲国家被拉拢或分化，难以在人权领域实施有诚意的深度合作。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合作逐步扩大，在形成人权共识方面的意愿也相应增强。 1990年，亚洲议会和平协会在其成立大会上提议，根据亚洲特色制定亚洲人权宪章。1993年3月29日，为促使亚洲各国在即将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协调各国的政策和立场，亚洲各国在曼谷举行了“世界人权大会亚洲区域筹备会议”，并于4月2日通过了《曼谷宣言》。2005年11月，《亚洲国家人权宪章》草案被正式提交给在泰国帕塔亚举行的亚洲议会和平协会成员国第六届年会讨论，并获通过。① 在亚区域层面，东南亚国家联盟议会组织于1993年9月通过了《吉隆坡人权宣言》。南亚区域合作同盟于2004年通过了《南亚区域合作同盟社会宪章》。② 2012年11月18日，东盟通过了首份综合性的人权文件——《东盟人权宣言》。 在跨区域层面，1955年亚非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万隆宣言）指出：“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③2005年举行的亚非峰会发表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要求“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发展权”④。2015年亚非领导人会议通过的《2015万隆公报》宣布：“确保实现包括发展权在内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所有公民政治权利及人权和基本自由。”⑤阿拉伯国家联盟于1994年9月通过了《阿拉伯人权宪章》。 在非政府组织层面，1993年3月，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召开前夕，由110个人权组织共同发表了《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宣言》。1993年6月，202个人权组织发表了《亚洲人权：为了人的尊严而斗争》的报告。⑥1998年5月，亚洲人权委员会等200多个亚洲非政府组织在韩国光州召开亚洲非政府组织大会，会上通过了《亚洲人权宪章》。⑦ （二）亚洲地区增进人权共识的现实动力 亚洲地区各国在增进人权共识方面具有现实的动力。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这种动力有可能出现增强的趋势。 首先，亚洲国家正在恢复自信。亚洲在近代历史上曾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仅失去了自尊，而且失去了文化自信。在逐步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后，亚洲国家经过艰苦的努力，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在生产、消费和创新等方面成为重要的力量。 其次，亚洲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近些年来，亚洲地区各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呈现出日益紧密的迹象。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再次，亚洲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需要增强相互信任。尽管亚洲国家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开展更多的合作，以实现共同繁荣，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亚洲国家之间缺乏充分的政治互信，阻碍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增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需要以共同的基本价值信念为基础。当今国际社会呈现出人权主流化趋势，人权理念和规范成为共同价值的集束表达和重要构建方式之一，是各国间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地区和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底线价值。但是，在人权主流化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价值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亚洲国家的声音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使亚洲国家的发展实践在全球价值评价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为增强亚洲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向世界阐释亚洲国家价值理念的正当性，亚洲各国迫切需要在人权方面根据亚洲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来凝聚共识，将其作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基础。 最后，亚洲地区国家在形成共同的人权共识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被殖民的共同经历，要求从外国奴役下获得民族解放；有着发展的共同需求，将生存和发展视为人的尊严的最重要方面，在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根除绝对贫困等方面有共同的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普遍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更加重视计划、政府干预、协调和社会保障。许多亚洲国家是多民族国家，面临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压力。在引入西式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该制度并没有带来普遍的经济发展，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社会动荡。在面临各种共同危机的过程中，亚洲国家所采用的应对模式显示出更强的抗击能力和韧性。尽管亚洲文化更具多元性，但相对来说，各种文化之间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