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3)01-0070-13 特约主持人：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巨变，风云激荡。人们的日常生活卷入时代的洪流，日常与非日常因素的纠缠、角力，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改变着民众的生活方式，影响历史的变迁。这其中，国家治理、社会动员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日常生活受到强力干预。本辑发表一组探讨中国近现代日常生活史的论文，从不同侧面呈现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论文作者均为年轻学子，视野开阔，思维活跃，风华正茂，论文洋溢着青春气息和探索精神。朱啸乾探讨了1934-1937年间山西的新生活运动，认为存在着“日常运动”和“运动日常”两个面向，山西新生活运动由于内在的治理困境及扭曲，这一运动式治理最终效果甚微。胡伟从日常生活史的视域观察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私领域”的面向，认为蒋介石有关修身与养生的日常生活层面具有多元性和持久性的特点。王璐璐关注新中国初期黔南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将其置于新政权建立新型社会秩序同社会生活秩序常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考察，关注防御空间的转移、常规性卫生运动的形成、运动型治理的逻辑、“日常”的积累，认为最终公共卫生理念逐渐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 20世纪上半叶，面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全新目标，主要依靠社会自身运作、国家治权“无为而治”的传统治理方式①愈显乏力。各方势力为强化自身合法性与感召力，开始将目光由政治革命和制度变革投向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层面，探索新的适应性基层治理方式。在“救亡”压力下，强调个体启蒙自由的渐进式发展道路由于难以应对紧迫时局，使得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进而达致富强的赶超型发展方案得到广泛认同。②与此发展理念相应，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加适切的基层治理选择。作为典型缩影，1934-1937年的山西新生活运动(下文简称山西新运)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运动式治理的实践逻辑与实际形态。 学界目前有关运动式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学理阐释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相关运动，从社会治理尤其运动式治理的角度分析国民党领导的新运成果不多③，对山西新运主要考察其施行状况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④。不过，现有研究一则史料比较单薄，过于依赖山西新运宣传物反映的情况立论，视域不免偏狭；二则聚焦山西新运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措施，对其实际情形和落实效果的分析不够清晰充分；三则浮于表面叙述，理论性思考较为欠缺。对此，本文将山西新运置于运动式治理框架内，阐析其“日常运动”和“运动日常”面向，揭示其治理面貌与困境，为当前的基层治理实践提供区域经验和历史思考。 一、山西新运的“日常运动”面向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统治不断受到各方势力冲击，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国事的基本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奉“四维八德”⑤为至道，借此“把这个社会整理起来、建设起来，使得这个社会很有组织、很有秩序”⑥。1934年2月19日，由他自南昌掀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并很快扩及全国大部地区。山西因位置显要、各方势力交汇而有重大政治军事价值。阎锡山忖度时势，一方面采行“山西门罗主义”⑦韬光养晦、解决山西社会经济困境，因时随势审慎因应，表面妥协拥护蒋介石换取其认可；另一方面，阎在民国初年祭出“保境安民”口号，施行诸多稳健政策，使山西享有“模范省”美誉。在他看来，新运是对其施政举措的深化与肯定，故而积极响应新运倡议，指示成立并改组山西新运会，正式开启新运治理工作。 相比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山西基层社会尤其民众生活并未显露多少变动痕迹，“只有当政者之努力，而人民自身，则似毫无革命之表现”⑧。新运苦于“过去的改革，只限于表面的制度，致沉滞在社会底层的生活，实际还没有丝毫动摇”⑨，民众“不知道什么民族国家，更不知道怎样才是救亡运动……对于卫生太不讲求……饮食品质却嫌过劣”⑩。为构建合理有序的新秩序，新运从民众生活与社会风俗入手进行整治。1935年2月19日，阎锡山特派代表赵戴文在新运一周年大会上强调：“此次新生活运动虽由上边发起，但切实执行则注重在社会方面，因为社会为主而政府为客……就是认定社会为主人翁。”(11)这意味着新运不单是在体制内进行局部整顿、被政治色彩完全笼罩的政治运动，更有直接干预、革新民众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意味，呈现其“日常运动”面向。 在新运话语中一切皆属“生活”，此外再无其他。新运“并不止注意于日常生活问题，而它的涵义是很广大的：从空间说，笼括了人生各种形式的表现，小自一衣一食……大至国家政治，所有一切社会现象都在新生活的范围以内。从时间性说，由现实低级的生活达到将来高级的理想生活，都是新生活活动的对象”(12)。它将治理触角从民众生活伸向政府机关、社会机构及群体的伦理道德、职业操守、生产劳动、公共交往领域。“生活就是道德的实践，道德就是教育的目的，这样方能使各个人生活的改善，以健全社会的发达、保障国家的生存。”(13)蒋介石更是强调：“不实行新生活即不能救国家，新生活的力量比什么都大……复兴国家民族惟有用新生活的力量，亦惟新生活能复兴国家民族。”(14)这使其将所有问题都当作“生活问题”来处理，遵照“自身有生存的道理，则外人之攻击压迫与个人之艰难穷困又何能损及毫末”(15)的逻辑，走向“从细微末节的实践不苟养成任重致远的毅力、从干涉的束缚的鞭策做到自然流露的合理态度”(16)的“生活革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