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102(2022)05-0022-05 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域，史料问题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如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就曾呼吁重视“文献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这里主要指港台文学，实际上也涵括了海外华文文学)。因为海外华文文学文献史料比较特殊，它散布于世界各地，量大面广，且往往与居住国家和地区政治文化纠葛在一起，很少能在官方层面得到流通，要想获取特别艰难不易。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芃子会长展望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面对海外华文文学史料搜集难度大、开展系统性研究较为困难以及缺乏深度史料研究等诸多困境，众多学者都开始发声，如陈辽、陈贤茂、庄钟庆、刘登翰、杨匡汉、陆士清、古远清等都先后撰文为搜集和整理华文文学史料的重要性而奔走呼号。因为“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1] 海外华文文学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困境直接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进程，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编写。因为受到文献资料，尤其一手材料的限制，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书写中存在较多问题，如资料不够丰富立体，文学史体系搭建不够完整，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以至误导后续学者的情况，尤其是文学史写作中普遍存在“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思路与史料观。对此，李安东曾谈及当下华文文学史编纂问题时表示：“目前有不少文学史的编撰是属于空手套白狼式的，既无史料的收集，又无研究的积累，凭借大陆出版的极为有限的台港文学作品，再大量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拼凑而成所谓的文学史。……此外，由于资讯、交通的不畅通，出现了不该有的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常识性错误，把男作家误认为是女作家，把香港作家当作是台湾作家等等。”[2]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出版了各种华文类文学史/文学史著作，如《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海外华文文学史》《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东南亚文学史概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史》《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泰国现代文学史》《泰国文学史》《泰国华文文学史探》《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马华文学》《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澳华文学史迹》《新马文学史论集》等，但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类文学史/文学史写作存在着“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思路，一般都是作家作品分析加上一些零星碎片的文学现象，再用一种文学意识概括就成为一种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忽视文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这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又是一种难以克服的客观困难。比如由陈贤茂主编，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等合著，于1993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是初期阶段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具有分量和里程碑意义的力作，古远清将其特色归纳为：“理清了‘华文文学’的内涵”“突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覆盖面大，几乎华文文学较为繁荣的国家都有涉及”“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过程的叙述，建立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上”“对作家作品的细腻而生动的分析，改变了文学史著作中常见的平铺直叙地陈述史实的做法”[3]等。但《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也存在不足之处，由于华文史料搜集困难重重，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华文文学未能被编入册，如越南、柬埔寨、缅甸，此外有些重要的作家作品也未能在文学史中得到重视，澳洲地区的华文文学在该著作中也无人问津，还有学者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稿》中“把日本华文作家蒋濮作为日本华文文学的代表是否恰当也可商榷”[4]等。 后来，陈贤茂在《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基础上又以团队作战的方式，推出了《海外华文文学史》。该书1999年由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共四卷本、约200万字。是书规模宏大，具有一定史论深度，是截至目前涵盖范围最为广泛、规模最为巨大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可谓是陈贤茂团队的扛鼎之作。无论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还是具体微观的分析论述，都称得上是20世纪国内海外华文文学史著作中的佼佼者。《海外华文文学史》曾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同时它的出版也帮助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奠定了国内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产生了较大反响，并得到较高评价。王世诚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史》不仅是“迄今为止对海外华文文学一次阵营最整齐、最庞大的展示”[5]，而且“在做够了资料功夫之后，依然还能坚持某种批判性的研究，与传统的研究相比，具备了一定的突破性”[5]。虽然《海外华文文学史》好评如潮，但质疑声音也一直不断，甚至还是引起何谓是“文学经典”的讨论。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史料搜集不完整和整理困难，有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都没有进入文学史，比如“马华新生代作家群”，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但考虑当时的情境，我们又无法指责太多。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论家方修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致力于马华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先后撰写和主编《马华文坛往事》《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下册)、《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卷)、《马华文艺史料》《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马华文学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等，宁殿弼将方修的文学史研究概括为“他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科学严谨的史论、精辟独到的史识在当地文坛率先撰写一部系统完整、具有区位特色和理论深度的马华新文学史专著。他以现实主义为基点、线性、阶梯式的进化文学发展观去审视马华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现实主义文艺观包含文艺与生活、形象和典型、创作方法、题材、艺术形式、文学遗产等丰富内容”[6]，该论断可以说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方修在新马华文文学史治学过程中的成就与特点。但是文学史的编著是一项浩瀚繁杂的工程，面对众多文学史料，方修先生在选取史料编撰文学史的过程中也曾留下诸多遗憾，如《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缺少文艺报刊部分；‘紧急状态初期’和‘反黄运动时期’更加不完整”[7]，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马华文学史补》也未能起到补充效果；此外。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中将姚紫的部分作品，如《马场女神》《咖啡的诱惑》《拉里窝浪》等趋向归为色情题材，这一论断如今看来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