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历史视野下的情感困境 新时期初期伤痕文学的宏大历史叙事流行的同时，也有不少小说倾向于个人生活的书写，以之反映30年来政治话语对个人化书写的压抑，展示人物经受的创伤。相对而言，王安忆清新、幽默、纯真的“雯雯系列”小说，细致勾勒人物日常化而非戏剧性的生活轨迹，展开对人物境遇与心理的探索，较少借助现成的外部话语结构——其中以《69届初中生》表现最为尽致，恐怕找不到另一部讲述“文革”故事的小说，如此着重于凸显人物自身与天性相关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养成的性情与心理。因而，在小说创作初期，善于走出宏大叙事框架把握人物在特殊年代的个性化、日常化经验，属于王安忆创作的特点和亮点。到1995年完成的《长恨歌》，无论被认为表现了“一方主流历史之外的女性生存空间”①，还是被认为“在世俗所能接受的层面上，讲述民间日常故事”②，则事实上都在强调——王安忆在这部小说将她出道初的特点和亮点做了一次极致发挥。 不算隐晦，上述对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种把握，都发掘于宏大叙事主导文学潮流的框架之中——正是那一主流框架，让王安忆对日常化个人经验的书写显得独特。在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去政治化、私人生活叙事盛行的今天来看，王安忆善于表现人物日常个性的方面，也许不是她小说创作中最需关注的方面了：正如“80后”常被认为缺乏历史感，而“50后”则自认为特殊时代经验是其写作的根本资源，作为成长于宏大叙事渗入日常生活时期的“50后”作家，王安忆小说受宏大叙事影响而对大历史/外部大环境关切的一面，实亦有着较深的痕迹。 谈及《69届初中生》的创作时，她便指出，“那‘届’所能表示的内容，是太狭小了”，“我却升起一个妄想，要在最狭小的范围内表现最阔大的内容”。③谈到《长恨歌》时，她也道：“我大肆渲染它发生的环境，其实是企图将故事从现实层面拉开，拉到形而上，但改变不了根本性质，它依然是现实的，但是批判现实的故事。”④因此，尽管表面书写的是个体日常性经验，王安忆小说创作框架仍有着注重关切大历史/外部大环境的宏大叙事的底色。 写于2006年的《启蒙时代》，一方面它是一部思考日常生活对于个体之启蒙作用的小说；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又包含对特定时代的深层理解，其主题框架依赖于作家对历史的认识。在这里，王安忆书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创作中长期隐在的另一主角——大历史的维度——郑重出场。有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像王安忆“所有小说的一个总汇”“写作的阶段性总结”⑤，在这个意义上是精到的。 事实或是如此，在宏大叙事长期主导文学潮流的情形下，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带有反拨主流独辟蹊径的意味，属于新时期反叛前此现实主义话语的一种风格；但作为深受宏大叙事影响的一代，她又无意摆脱“历史的残留物”如“超人力量”的控制⑥，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总受着大历史视野的审视。 那么，大历史视野如何影响了王安忆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呢？ 情感作为日常生活中最私人和与心灵最贴近的方面，也是王安忆小说世界的重要构成，一则展示了日常生活中人摆脱功利心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一则也写照了这些小人物遭遇的出路——精神层面与生活层面——的困境。在这些情感故事中，人物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表达超功利的情感诉求，显露出诗意的气质，然而那微弱的诗意往往经不起现实洪流的冲击。或正可说，小说故事中的情感困境，最显著地体现了王安忆大历史视野对人物故事的限定——虽情感生活本应最体现个体心灵意志力量，在王安忆小说中却总是无法摆脱外部大环境按身份角色分配给个体的境遇，人物的命运走向框限于特定时代的普遍性经验——本质上受制于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历史化认识。 具体而言，王安忆小说对情感困境的呈现，很大程度指向情爱，不同创作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新时期初期表现了人物在心灵创伤影响下如何执迷于对理想化他者的想象；1980年代中期之后在“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主导下展示“庸常之辈”无爱欲的婚恋状况；2000年初契合于不要趣味性的写作姿态而有对情欲枯竭与精神抑郁之关系的揭示。这些情感困境样式看似由人物的性情与欲望规定，实处于王安忆大历史视野的笼罩之下，且其中包含的思维模式，制约了王安忆进一步的小说创作探索。 二、心灵创伤与理想化的他者想象 如上文所说，王安忆新时期初期的小说被认为是有别于文学主潮的。它们少见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论及知青文学，只把《本次列车终点》视为意味知青文学进入新阶段的代表作，其他较少提及。首先，这是作家选择的结果。王安忆最早的创作，便自觉于“我的经历、个性、素质，决定了写外部社会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题，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别人的事我搞不清楚，对自己总是最清楚的”⑦。其次，就小说主旨来说，王安忆出道初的小说，除却因工作需要写就的儿童文学作品，收录在《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第一篇的《平原上》仍近乎是写光明的颂歌，包含了雯雯、小方等主人公的“雯雯系列”则较多关注个人经历而非“外部社会”；这些小说，确跟广受关注的《班主任》《伤痕》《枫》等直接抒写、反思“文革”创伤和“着重于对‘文革’悲剧的感伤揭露”⑧的伤痕文学潮流和知青文学潮流保持了距离。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王安忆新时期初的小说被认为是写“小我”的⑨，与注重历史书写的小说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