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尊卢梭为师，说他教会了自己“说真话”，《随想录》因之被誉为当代中国“忏悔录”。①多年来有关巴金“忏悔”主题的研究，基本囿于《随想录》，并多在思想史层面讨论其时代性与公共性，较为缺乏对巴金个人化的“内面”世界，即孙郁所指“心灵的发展过程和人格特征”及“气质、心态”的研究②，而其有关家族、个人和日常人伦的非虚构文本，往往是这一研究需借重却被忽略的重要材料。 巴金以写“家”成名，《家》也被视为他的准自传。③然而这部小说作为新文学家族叙事的典范，在揭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的新文化命题时④，也简化了新旧对立，遮蔽了巴金与家庭之间真实的感情关系。事实上，在《家》热销的同时，巴金也陆续写出了系列回忆录，如《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信仰与活动》《做大哥的人》《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小小的经验》《杨嫂》等⑤，这些作品大都语言节制，字里行间弥漫着淡淡的温馨与感伤，与《家》情调有较大不同。抗战时期巴金回到阔别十八年的故乡成都，写了怀旧味甚浓的《爱尔克的灯光》，这是小说《憩园》的前奏。抗战胜利三哥病逝，他忧伤地写下《纪念我的哥哥》。1958年至1961年的系列创作漫谈，如《谈〈灭亡〉》《谈〈新生〉及其他》《谈〈家〉》《谈〈春〉》《谈〈秋〉》《谈〈憩园〉》等，提供了更多更详的家族人物及小说“本事”。“文革”结束至晚年，他写《怀念萧珊》《小狗包弟》《我的老家》《我的哥哥李尧林》《怀念二叔》等，忏悔中有更多的日常。 赵园专著《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提供了由家庭关系、日常琐屑生活进入知识人精神世界的研究范例，其学理依据，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向性超越有关，即人对价值的追寻，往往体现于六合之内现实生活的伦理实践，“为仁由己”，“明心见性”。⑥因此，“知识人生活中的世俗层面与精神层面，在其伦理实践中往往贴合在一起，诗的与琐屑日常的经验难以剥离”⑦，日常经验的书写和记录，也就成为反观内在精神的凭借。巴金青年时代对自由平等的信仰，主要付诸理想化小说叙事，慷慨赴死的革命英雄或背叛家庭追求生活平等的青年，均带传奇性；中年以后，他关注平凡社会，书写小人小事，重新认同家庭，注重在世俗生活中践行理想和信仰，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君子人格。 一 《家》与“家” 巴金不但在《家》(或“激流”三部曲)中，也在自叙性散文里，将自己的家视为中国家族制度的象征，斥其为“专制的王国”“礼教的监狱”。⑧不过当他被读者问及并经常自问“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时，“最先在我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⑨。巴金的原生家庭，至少在父亲去世(1917年)前，都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祖父精明能干，“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⑩，孩子们则尽享天伦之乐——巴金在《家庭的环境》中对大家庭孩子们幸福快乐的生活有细致生动的描绘，与《家》中所写大相径庭。正如陈思和所言，巴金19岁离家之前生活总体是幸福的，家族“制度”之敝，主要体现在大哥的悲剧人生中，但其中的日常生活和苦恼，巴金多缺少直接感受，《家》所虚构的事件，无法涵盖和表现大哥深陷的那个文化、环境及充满紧张和痛苦的自我认同。小说中那些血淋淋的惨剧，即由家长和家族制直接导致的死亡事件，主要来自理论化的浪漫想象。(11)巴金除了将祖父写成罪恶之源，还把二叔李道溥(《激流》中的三叔高克明)刻画成高老太爷第二，其包办女儿婚姻的专制蛮横，禁止她学英文的狭隘荒唐，与这位留学生出身的著名大律师身份太违和。实际上，二叔在家寡言温和，很早就给女儿放足，巴金兄弟最初接触的外国小说，就是他所购整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他的“保守”，不过是在长兄离世后勉力承担家庭责任，为维持家族事务鞠躬尽瘁。在给巴金兄弟讲授《左传》时，二叔推崇不惧暴力“执简以往”的良史精神，常告诫他们“做人”“要有骨气”。正是得到他的帮助，巴金和三哥才得以在大家庭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成都去上海读书。巴金耄耋之年写《怀念二叔》，里面有“在我们老家里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12)的话，以“解铃人”姿态，注销早年对二叔的“简化”和“丑化”。(13) 关于《家》在情节和人物描写上囿于“启蒙神话”的局限，黄子平、刘志荣等学者皆有精彩分析，巴金构想了一个完美体现五四新文化《家》的故事，却丧失了“家”所应有的审美性。(14)就在《激流》三部曲问世的时期，巴金便有一系列谈家的文章，以家族真实故事和细节，补充被小说削平与简化的生活，如“梅表姐”并非情圣，在嫁给富家做填房后，变成了一个儿女成群、爱财如命的胖太太；(15)“鸣凤”实为有人身自由的“寄饭丫头”，她拒绝做富人填房，“快乐”地嫁了一个贫家丈夫。(16)巴金家的仆人，既有杨嫂、老周这样朴实善良的，也有偷卖字画和在大烟馆犯事被逐的。做得一手好菜的谢厨子，爱与老妈子调情，在祖父赞助下与其中一个结了婚。军阀巷战时，父亲藏在水井里的银圆不翼而飞……(17)日常生活中这些琐屑而戏剧性十足的片段，原是做小说的好材料，然而巴金旨在控诉的二项式叙述，无法处理这些善恶纠缠、五光十色的生活材料。他自己也承认，“生活里的东西比我写出来的更丰富，更动人”(18)。琴的原型是他的六姐(三叔女儿)，是兄弟姐妹中思想和才华都很突出的一个，曾参加巴金兄弟的读书会，还被大哥动员订了一份《新青年》，她的诗“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成为亲友间传诵的佳句，可惜这位堂姐被自私古怪的父母“关在古庙似的家里”，最后变成一个孤僻自私的老姑娘，1931年大哥死后她带头索账，扬言“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19)。琴的戏份在《春》《秋》中占比很大，被巴金塑造为冲破礼教牢笼而成长的新女性，然而这一形象与觉民一样缺乏感染力，更像作者的传声筒。觉新以大哥为原型，是《家》中最感人的形象，在《秋》的尾声，巴金甚至让他毅然改变生活方式而获得新生，然而由于《春》《秋》继续《家》的模式，觉新形象趋于刻板。《秋》比《家》和《春》好的，是有较多旧式家庭生活细节的描写。然而对大哥，巴金或出于不忍，或为尊者讳，其生命存在和体验的丰富性，基本未在小说中得到表现。 关于大哥“旧”的一面，巴金弟弟和堂弟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细节。同父异母弟弟李济生曾提到大哥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说“对内对外都听他的，有时连我母亲也要让之三分”(20)。大哥对外“既无架子，又爱面子”，“宽厚、热情、大方和乐于助人”，他是家族内外公认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能干人”，“亲戚中一应红白喜事没有不找他帮忙、安排或主持的”；他还自学西医、打针，周围人患小毛病他就“主动送药医治，别人也十分乐从”。(21)亲戚们对大哥的评价普遍是“精明能干，温文儒雅”(22)。大哥自杀，连街坊邻居及门口摆摊的小贩都为“大少爷”这位难得的“好人”惋惜。(23)从这可看出，大哥生前一直在努力成为祖父或父亲一样体面而受人尊敬的“一家之主”。中国传统家庭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系”，一家人“从摇篮到坟墓，无一不由大家庭包办”。(24)而一家之主不光拥有绝对权力，更有无限责任，五四话语通常着眼于前者而忽略后者，巴金也不例外。在入不敷出、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中，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大哥曾出现精神病症，他于深夜独自在大厅轿子里击碎玻璃的一幕，屡次出现在巴金的回忆录和小说中。1929年他与巴金在上海分别时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回成都后写给巴金的信，表现出极度的抑郁。从现有资料看，巴金大哥有完美主义心理倾向，“别人有求于他，无不慨然应允，有时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使别人为难或过不去”(25)。在金融市场投机，由于最初做得顺手，亲友纷纷找他代理，而他则“赚钱是委托人(亲戚)的，亏本则归他自己”(26)，这成为压死自己的最后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