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23)01-0053-09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1]493“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82“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2]375“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2]375 从鲁迅多次关于人道的话语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构成其人道主义话语系统中几个主要关键词——爱与憎、布施与争取、人类未长成与人道待发展等等，也可以看到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矛盾性及其思考问题的深度与独特的思想史视角。 一、信仰一元论进化与坚持二元论进化的矛盾性 鲁迅既赞成黑格尔的一元论进化主张，同时也相信世界无神，人就是自己的造物主。肯定一元论，势必相信人与猴子一样，是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而相信人与猴子不一样，将人单独从自然中抽出来，与自然相并列，这又似乎回到了二元论，与支持一元论相矛盾。 毫无疑问，进化论对青年鲁迅的影响非常大，仅从其宣讲进化论的《人之历史》即知。但其进化论思想资源比较繁杂，不仅受到严复影响，还受到留学时期日本学界的影响。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早年虽熟读严复《天演论》，但并不真正明了进化含义，直到赴日本之后读了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才明白了进化论的含义。[3]45-46不仅如此，鲁迅写作《人之历史》时，除主要依据黑格尔(现通常译作“海克尔”)《宇宙之谜》中《人类之种类发生学》外，还参考了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和石川千代松的《进化新论》。[4]313-314 鲁迅《人之历史》的副标题《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摆明要对黑格尔的一元进化论作诠释。一元论是黑格尔在其著作《宇宙之谜》中所持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对一元论哲学来说，事关重大的是确认以下可靠的历史事实，即人首先是从猿猴进化而来，并可进一步追溯到是从一系列更低级的脊椎动物进化而来。”[5]88不啻如此，他还认为，自然界的因果律“同样也统治着人类的思想”[5]391。因为一元论认为人与动物来自同一个祖先，并且认为宇宙规律控制人类精神，这就不仅把人降低到与猿猴甚至低等动物同等地位，而且完全抹杀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与能动性，因而引起当时德国许多人的强烈不满和批评。欧肯(Rudolf Eucken)批评黑格尔说，在其一元论的世界中，“一切属于人类的东西都被抹杀了，一切精神的，一切赋予生活以充实的内容的事物都被抹杀了……这标志着它拒绝历史的全部内在实质，抛弃一切人性追求的，并期望达到最高点的事物”[6]192。 虽然保罗生、欧肯等对黑格尔的一元论进行猛烈批评与抵制，鲁迅却极为推崇黑格尔一元论，称之“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2]8。 进化论是人道主义基石，与人道对应的是神道，人道主义就是人们在否定与反对以上帝为本位的神学斗争中产生的。进化论的产生，彻底轰毁了神学关于上帝创造宇宙与人的基石，从而奠定了以人为本位的人道基石。和所有人道主义者一样，鲁迅也认为创世纪说为虚妄，他说“黑格尔谥之曰世界史之大欺罔者，非虚言也”(这里的“之”即指上帝造人之说)[2]20。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上帝只不过是人软弱无能时给自己创造的一个寄托希望的偶像。当人强大起来时，就不再需要上帝了，上帝也就死了。因此他指出，上帝应该被杀死，因为他使人戴上了镣铐，使人落入自己布下的罗网。鲁迅非常心仪尼采的唯意志学说，曾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极力向国人推荐尼采的唯意志论与超人哲学。这使他在相信一元论的同时，并不怀疑人的超常能力。另外，石川千代松的《进化新论》也指出，一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是“从最低级的单细胞动物一直进化而来的”，而另一方面“其他动物岂能企及”人的能力。[4]316两者都为鲁迅提供了一元论与二元论相调和的理论，故而他在《人之历史》中反复强调说进化论并没有亵渎人的神圣，人具有“自卑而高”的双重性——既与其他灵长类一样(卑)，但又“超乎群动”(高)，乃至“日进无既”。[2]8这种二重性信仰一直支持着他，使他在翻译科幻小说《造人术》时，曾充满激情地赞扬人的能力：“生命，吾能创作！世界，吾能创作！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谁！……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7]128在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时说：“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餍，发大希望……无有障碍。”“人治日张，天行自逊”[8]27，“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2]25。 费尔巴哈曾将理性(思维力)、爱(心力)与意志(意志力)看作人的本质的三大标志，认为三力是人不断完善自己并追求存在意义的生存目的。[9]28朱光潜认为人道主义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因为人虽是一种动物，却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自觉性和精神生活”[10]183。人道主义学者科利斯·拉蒙特认为没有什么上帝或者其他超自然的存在，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合作，共建美好家园。[11]14石川千代松的“进化新论”与尼采的超人哲学将鲁迅从纯粹生物进化自然观的迷茫中拯救出来，带回到人道观，从而避免了他因过分相信生物进化论而导致的人道主义信仰危机。[12]同时也成为他向中国“笃故者”释疑进化论信仰危机的理论资源：“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笃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2]8正是为了解决中国人因传统积习太深而导致的进化论信仰危机问题，鲁迅创作了《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向国人大力推介进化论与个人主义，希望借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说与尼采等的唯意志论告诫与激励国人改革自新：人类在进化，世界在进步，中国已经落后了，若再不发奋图强，就要被淘汰。而在竞争中除物力外，人的精神自觉性与意志力更重要，若国人精神自觉至则人立，“人立而后凡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