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诗选刊》以“本刊特稿”栏目形式隆重推出胡丘陵的近八百行长诗《诗志：1921-2021》，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礼。同年10月，其修改后的单行本，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诗基本上采取时间为经、事件作纬的编年史体例，以年为单位和顺序，选取1921年至2021年这一百年中最具代表性的史实、事件、人物来结构长诗。诗人手握如椽大笔，纵横捭阖：分开来，一年一首，加上序诗，共计101首，首首都可视作一独立而完整的艺术；合起来，这百首诗更是一部首尾贯穿、结构谨严的长诗。《诗志：1921-2021》的诞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呼唤和期待的“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和“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①。 胡丘陵在新世纪以来的长诗创作及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从《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戴着口罩的武汉》到新作《诗志：1921-2021》，六部长诗均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仅从这些长诗的标题即可看出，胡丘陵长诗的选题偏向宏大而重要的时代、社会、政治题材。也正因为此，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批评界对于胡丘陵长诗类型的不同命名和声音：谢冕认为它是“走向成熟和机智”的“政治抒情诗”②；蓝棣之称它为“后政治抒情诗”③；钟友循名之为“第三代政治抒情诗”④。以上三者，都注意和强调胡丘陵政治抒情诗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田间、郭小川、贺敬之、公刘等政治抒情诗的区别。而吴思敬不同意将其划入“政治抒情诗”之列，认为胡丘陵的诗写的是历史，不是一般的政治抒情诗，因而称它为“咏史诗”⑤。程光炜则持中立观点，认为其诗既“以诗证史”，又“体现出以丰盈的生命状态重新进入政治抒情诗的倾向”⑥。 以上各家持论，无论政治抒情诗还是咏史诗，也无论以诗证史兼政治抒情诗倾向，其实在中国几千年诗歌史上各自都有深远的传统。与其在各种“后”“代”等命名上纠缠，不如用“新”政治抒情诗来得直接、简洁也更具有包容性。就像用新文学称呼现代文学，用新诗替换现代诗、自由诗一样，尽管这个“新”显得模糊、笼统，但其有效性并不亚于同样莫衷一是的所谓“现代”，在汉语母语的习惯表达中，甚至还可以溢出“现代”而覆盖更深广的范围。何况这样的“新”政治抒情诗，在本文标题中还有更为具体的“新时代”与“百年党史”的双重限定与修饰呢？长诗名为“诗志”，一名多义：“诗言志”之谓也；或“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或“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所谓言志与抒情，大略来说亦不过二而一；诗者，志也；志者，识也，记也，忆也。以此为训，有符焉尔：长诗《诗志：1921-2021》正是通过对特定时间的锚定、对不同地点的标记、对各类人物的追忆，感时抒志，寄托遥深，将时、地、人交错勾连，抽丝织锦，绘制出一幅百年党史记忆的诗性长卷。 一、时：“百年征程，是一部宏大的史诗” 百年党史，百年征程，如何处理这个“百年”时间，是一个难题。长诗采用编年体方式，从1921年到2021年，逐年依序命题：《1921，红船》《1922，安源》《1923，广州》……《2021，中国梦》。这样，具体的年份时间成为全诗结构性的组织和存在，“百年”因为一个个确切的年份而变得相对固定和易于辨识。选定每一年相对简单，如何处理这一年就困难重重了，因为每个年份都充满了纷繁无穷、大大小小的事件，如何选择，是对诗人智慧和历史意识的考验。 在《诗志：1921-2021》中，一方面，历史总是需要通过一些重大的事件来被铭记，而每一事件必然有其发生的时间，这些事件最终又以时间的形式被历史标记、强化和锚定。如《1925，五卅》《1929，古田会议》《1931，九一八》《1934，长征》《1936，西安事变》《1958，大炼钢铁》《1976，唐山大地震》《1977，高考》《1992，九二共识》《2008，北京奥运会》等，这些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时间具有高度同构性，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历史或大写的历史。另一方面，历史更是由无数小的、平凡的甚至未被载入史册的事件组成，但它们并不因为小、平凡、被遮蔽和旁落而失却历史遥远深邃的光亮；它们被视作小写的历史，却能以小见大，以一斑窥全豹。比如“三农”问题，本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从“鲁宣公的初税亩”开始，上缴公余粮或农业提成款就是几千年来农民的一项税负： 乡亲们，年复一年 将谷子，在田间、官仓和农舍之间 挑了两千六百年 腰都挑弯了 ——《2006，农业税》 正因为长时间以来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还是农民，交农业税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一部分；也因为日常，它不大可能成为宏大历史事件。2006年，“共和国的一个决定”，全面废除农业税，既是对多年来农民税负的解放，也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地位平等的恢复。从时间上说，“2006年”在党的历史上本有无数大事，但诗人仅聚焦废除农业税这一件事。选什么当然是诗人的写作权利，但选择的背后一定有着诗人的情感倾向、价值判断、历史意识等综合质素。从政治上说，“三农”问题一定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大的政治，但这样的“大”却因为日常和普遍而显得“小”。 胡丘陵不仅用“2006”这个独自的年份来铭刻废除农业税的历史时刻，他还在整首长诗中适时穿插和安排与农村、农业、农民相关的话题。比如《1933，土地》：“春天躺在新分的田地里/每个人，都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1933年，苏区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发给农民土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组织上、宣传上、行动上提出和实施农民的土地确权，从此，“在犁与耕牛游戏的黑夜中/庄稼，面对农民/暗暗反刍着光亮”。党的土地政策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农民坚定地站在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这一边。在延安时期，“仇视土豪劣绅的百姓，将/最后一粒粮食做了军粮/最后一尺棉布做了军装”(《1943，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运动时期，为消除大公社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寻求能够稳定农村局势并使农村经济有所发展的农业集体生产体制，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田土、山林、草原和水面/重新按照人民的意愿，排列组合……只有诚实的泥土才有香味/饱满的铁犁，必须依靠饥饿的犁和镰刀/日夜耕耘与收获”(《1961，农业税》)。而1978年的大事，无论是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已到来的全国科学大会，还是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和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显然都是百年党史上浓墨重彩之笔。但诗人依然选择了与三农相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二月的凤阳，阳光并不灿烂/在小岗村那间土砖房里/十八个红红的手印/映得整个村子，热血沸腾”(《1978，安徽凤阳》)。直到2020年，诗人用了整个长诗中最长的一首来写党领导下的脱贫攻坚战：“2020年的中国/扔掉了九千八百九十九万个贫困的饭碗/将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八年的攻坚，“习近平，在十八洞村/向全国的干部和群众，传授了一个/精准滴灌，挖掉穷根的法子”(《2020，脱贫攻坚》)。在带领贫困人口脱贫的路上，从救济式到开发式再到精准扶贫，我们党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