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3)01-0164-09 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合作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1936)和罗伯特·白英所编译的《当代中国诗选》(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1947)，是最早的两部中国现代新诗英译选集，也是1949年以前目今可见的、仅有的两部。编译者出于什么动机翻译了当时仅仅产生了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新诗？在篇目的选择上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诗集出版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争议？在这些问题上，两部诗集既体现出了颇多的共通性，也有诸多不同。 一、译者身份与编译目的：“翻译”现代中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外汉学的研究者，更多聚焦于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化，而对现代文学和文化则缺少兴趣。对于这一点，关心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早有注意。赵毅衡曾言，很多西方的“中国文化迷，如庞德和伟利，都表示对现代中国毫无兴趣，甚至拒绝访问中国”。①顾钧在其关于30年代在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著作中，记述了海外汉学重镇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对现代中国的态度：“哈佛燕京学社自建立以来，基本上还是延续欧洲汉学的传统，关注古代中国，重视经典文献。这从当时派遣到北京来的哈佛燕京学社的留学生那里也能看得很清楚……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留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只是一般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叶理绥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算是新闻学的范畴。”②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埃德加·斯诺曾描述过当时的译介状况：“重要的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③现代诗歌的翻译状况也大体相仿。 于是，在专业研究者和翻译者缺席的情况下，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译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留学欧美名校，深感让西方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要，而又具有翻译能力、外语精熟的中国留学生；另一部分是在中国生活过、对鲜活的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士。哈罗德·阿克顿和罗伯特·白英两位都属后者。 哈罗德·阿克顿(1904-1994)出身艺术氛围浓厚的豪门书香，接受过一流的精英和贵族教育，是英国著名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赵毅衡评价他是“欧战后牛津大学的一批青年文人中风头最健者”。④一战后，欧洲兴起了反思自身文明的思潮，在接触诸如翟理斯译的庄子、韦利译的白居易等中国古代经典后，阿克顿怀着对自身文明的不满和对东方文明作为“拯救的他者”的向往，于1932年从日本辗转来到中国，在北平旅居长达七年。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则是在1941年，以英国大使馆文化联络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1942年起，他受邀成为《泰晤士报》的战时记者，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赴重庆、长沙、昆明、延安、北京等多地采访，多侧面地了解到了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各界的情况。 有着真实中国旅居经历的阿克顿和白英，他们翻译中国现代诗歌，有一个类似的理由，就是与前述汉学家截然不同的、对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的关注和肯定。 到北平以后，阿克顿经曾在剑桥学习、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温源宁介绍，在北大教授英美现代派文学，结识了一众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通过他们，他对方兴未艾的白话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写有一篇发表于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精神》(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集中体现了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阿克顿以“全新的航线”比喻白话新文学，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中国文学已经开辟了全新的航线，但西方人对此几乎全然不知。”至于原因，他批判西方汉学家倾心于深奥晦涩的古典中国知识，使得现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仅停留于过去，并且武断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创造精神”。他写道：“汉学家如赫兹里特(Hazlitt)等辈，他们对死的文学比活的文学更有信心。他们认为‘现代文学的烟尘和喧嚣，与不朽所要求的纯净与寂静相去甚远’。”但阿克顿认为：“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不朽。我们急于知道今天中国的作家们在思考什么和感受什么。我们了解到有这样的作家：不仅他们的用词和声律改变了，而且，新的知识和新的环境迫使他们以旧的语言完全没有办法表达的方式去感觉和思考。”因此他提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缺乏真正的关注和了解，他们所谓现代中国文学缺乏真正创造精神的观点，远不符合事实。⑤为了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介绍到西方，改变西方对白话文学缺乏了解的情况，阿克顿最重要的实践，就是《中国现代诗选》的选译。 与阿克顿相类似，白英也因在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高校执教而结识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增进了对白话新文学的了解。尤为重要的是他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等联大师生的交往，直接促成了包括《当代中国诗选》在内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编译工作。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白英持和阿克顿类似的观点。首先，和阿克顿一样，他对白话新文学持肯定的态度，他称五四运动为“觉醒”，认为“古老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了”，“中国的心灵正值青春，他手脚轻快、容光焕发”⑦。他还认为尽管白话新文学还不仅成熟，但未来可期：“尽管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成长的阵痛还没结束，但是这个拥有鲁迅、沈从文、张天翼、端木蕻良和萧军的国家并不惧怕未来。”⑧同时，他也认为，西方并不了解中国，对以中国新诗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知之甚少，而增进了解是很有必要的：“那些还认为中国诗歌是古代圣人的优美成就的人，应该去思考今天产生的新诗中的残酷、力量与真诚。”“世界上有四种古老的文明，中国可能是最优秀的，但它对西方来说却是谜一般的存在。西方要么学习它，要么毁灭它，如果双方不能彼此理解，就会有战争。”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