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161-08 近年来,随着“莫言家世考”系列研究的推出,“家世”这一古老议题又成为新热点重返学者视野。所谓“家世”,即以家族血缘谱系为核心,囊括世系分支、祖产家业、家风家训、亲友网络、家世兴衰等,以个体所历所闻为重点,包含所受教育、成员关系、家庭形态、迁徙出游等,向外辐射至环境生态和活动状态,前者是指对家族生存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和文化气候,后者是指“家族成员以不同角色从事的活动及影响,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日常活动、精神生产”。①或许有人会问,为何如此重视作家“前史”?首先,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仅是其本人的亲历体验,还必然会受到其先辈影响。这些遗传基因会在个体身上生根、发芽,始终作为一支潜流伴随左右。其次,“家世”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集体意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上可扩延至国家,下可缩减为家庭的功能单位,家族不仅建构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而且早已内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前提。何况,重视家世自古皆然,“述祖”“寻根”在作家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即便天才式的伟人巨匠,孕育他的除却时代、社会,还有其赖以生活的家族、家庭。发掘此等涵盖丰富社会历史“潜文本”的家世因素在作家身上产生的种种化合反应,既可宏观概览时代风云、社会变迁,又可微观考察家族、家庭之于个体的影响作用。 “家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见议题,它与现代文学中的家世研究有何不同?在古代文学学科内部,学者的关注重心多倾向于家世史料考订层面,其深沉凝重的历史感,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效法。现代文学学科要“以古为师”,更要适应学科实际予以升级改造,在掌握庞杂家世史料的基础上加强与作家、文本的互动,有“考”有“释”,采用多元化、结构化和动态化的研究方法,②使之与当下的文化研究、叙事分析相互激发,以形成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 一、现代作家家世的五种类型 家世出身属于进入研究的地基工作,对其予以类型区分是关键一步。现代作家人数众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便显得非常重要。不同的家世出身不仅指向经济水平、道德声望、政治权力等表层区别,背后更潜藏着为人处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差异。这些或显或隐的差异极大程度是由家族所处阶级、阶层决定的,它可用不同标准予以区分。 考察学界在阶级阶层研究领域已有的划分标准,存在两大理论流派: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派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前者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划分阶级,后者强调身份认同。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文化角度,西方式的划分方法不免有些“水土不服”,难以适用中国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分层取决于财富多寡,更取决于权力高下。而权力获取的诸多来源中,文化是非常重要且最被认可的一种,故政治是本位,文化是关键。相较于政治、文化,经济反而处于次要位置。这也是为何社会阶梯上的商贾阶级即便富埒王侯,在士农工商的价值尺度中也属末流,盖因其“受制于王者,财富成为权力的报酬,而不成为权力的根据”。③此外,传统中国还是一个以“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熟人社会,人们在为人处世时更为重视“关系”,在其运作之下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日常权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靠山、后台、撑腰、来头等。因此,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笔者认为以“势力”划分家世似乎更为符合研究需要。本文所论“势力”是指以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文化声望三大要素的综合占有程度作为依据,同时兼顾中国社会特有的裙带关系,其中政治权力最为关键。何怀宏曾以“权钱名”的分配作为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指出这三种资源具有“‘溢出’效应的,亦即高于平均水平”。④这一“溢出”效应同样适用于家世分类中的“势力”概念。 将家世上溯至少三代,以“势力”作为标准,现代作家家世可粗略划分五种类型:高门巨族、地方望族、文化世家、中等之家与寒门之家。 (一)高门巨族。亦作“高门大族”,指“有权势有地位的家族。也作‘高门大户’‘高门大屋’‘高门大宅’‘高门士族’”。⑤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点评凌叔华小说时亦用到“高门钜族”一词,“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钜族的精魂”。⑥它是指先辈曾在中央机构或地方省级担任高官,享有显赫的政治地位、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备强大的关系网络、形成优良的家学家风的家族。现代作家中,张爱玲、吴祖光、洪深、林徽因、陆小曼、施济美、凌叔华、冰心等皆出身显赫门第。 (二)地方望族。“望族”一词古人早有论述,指有势力、有名望的家族,而“地方”是对势力覆盖范围的一种限定。何怀宏曾撰文提及“地方豪族”,认为豪族不同于士族,“豪族多依仗武力、群力和财富,而士族则主要凭借文化和突出的个人;豪族扎根于乡里土地,而士族往往最终会闻名并获权于中央”。⑦本文所论地方望族与地方豪族有些类似,又稍有不同,其涵盖范围并不局限于武质团体,也包括在地方的道、府、县级担任官职,或是凭借土地、财富、武力等扎根地方。沈从文、端木蕻良、丁玲、郭沫若、鲁迅、巴金、王独清、成仿吾、苏青、冯沅君、陈衡哲、许地山、臧克家等作家皆属此类。 (三)文化世家。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世家”一词早有所见,词义多有不同。本文所论“世家”取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之义,故“文化世家”是指“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⑧这种文化精神构成书香门第的内在特质,并形成传承后代的家学家风,不同于前两种家世类型在仕宦、经济等方面的显赫,出身文化世家的子弟相较治国理事,更以治学著称于世。钱锺书、杨绛、陈寅恪、叶公超、冒叔子、宗白华、方令孺等皆出身于书香门第、文化世家。 (四)中等之家。本文所论“中等之家”无涉阶级划分,而是指在政治权力方面影响范围较小,声望权威相较世家大族与地方望族难以匹敌,但也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具有文化素养;经济收入处于中等,生活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它类似于19世纪末叶以前的“旧中产阶层”,即“由小企业主、小店主等小资产者构成的社会中间层”。⑨中国现代作家中出身于中等之家的人数众多,有来自工商业者家庭的穆时英、靳以、冯至,有来自耕读之家的闻一多、陆蠡、田汉,还有来自小有产者家庭的孙犁、罗淑、王鲁彦、潘汉年、茅盾、许钦文、艾青、李金发、巴人、穆木天、汪静之、废名、林海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