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在谈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时提出，“对‘一体化’的文学格局的构造和维护，从较长的历史进程看来，最主要也最有成效的保证并非来自对作家和读者的思想净化运动，而是来自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①在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中，出版是重要的一环。而且这种对出版和流通的计划管控，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仍然基本有效。这构成了“现代文学名作重印”展开的大背景。 作为中国第一号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出版和传播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指定的角色赋予了它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作示范的责任，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冯雪峰出任该社第一任社长——延请一大批知名作家、学者加盟③(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当事人、参与者)——所形成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清理现代文学资源，重印出版了一批现代文学名家名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丛书形式推出的作品集。丛书的特点就是连贯、系统地来展开一套新的叙事，而这个叙事的背后有一个重建文学史秩序——“恢复现代文学原貌”——的意图作为支撑。 一、人文社的现代文学出版传统和新的规划 (一)人文社的现代文学出版传统 新时期之初的现代文学名作重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自身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必然结果。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总署公布的中央一级出版社的分工，整理和出版现代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之一。④在冯雪峰主政期间编制的出版计划和规划中将“五四以后的代表作”出版作为重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的工作总结中将出版工作方针作了进一步归纳：“一、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⑤可以发现，经过表述上的转换，“五四以后的代表作”的等级悄然从原来的“第三类”提升到了与“当前国内创作”并列第一。1954年3月的一份重要文件中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出版“经过编选的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⑥人文社建社最初的三年间，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品就出了60多种(包括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和选集，也有瞿秋白、茅盾、巴金、叶圣陶、艾芜、沙汀等的小说单行本或文集、选集)。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经理部主任许觉民回忆，冯雪峰对人文社的定位是“提高为主”。⑦某些非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因此成为人文社“名作重印”接下来的对象。据陈改玲在《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一书中统计，1952-1957年以现代作家选集的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45位作家的45本选集，其中多数为左翼作家和党员作家。⑧另有延伸到1959年的统计(包括在之前基础上“改头换面”出版的选集)是72种。⑨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⑩和茅盾(11)分别做了定调和评价，确定了新的文学评价等级和面向大众普及文艺的工作方向。“厚今薄古”已成为新的风气——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学员中有人存在否定“五四”新文学作品的观点。(12)到了1954年，冯雪峰因“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也被重新予以严格审视。(13)1954年后，人文社的工作交付王任叔主持，(14)王任叔将编辑出版方针调整为“当代为主”。王任叔主持制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更明确地将出版“新创作”放到了第一的位置。而“五四新文学”从冯雪峰主政时期实质第一的位置上大幅下降。(15)到了1959年，王任叔也被认为有右倾错误遭到公开批判被免职。进入20世纪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重印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作品(包括选集、文集、单行本)种类从20世纪50年代时的一般为两位数迅速下滑到一般为个位数，1965年、1966年甚至连续为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再一次开始大规模重印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要到近20年之后了。 “在有关当代文学‘传统’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指“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引者注)更重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16)是“以提高为主”还是“普及第一”？这是文艺工作中不同“路线”间的斗争。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路线”斗争都关乎领导权之争。这让人联想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而“对于领导权理论来说，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最具现代特点的中心问题之一”：(17)“在政治上思考领导权，其‘起点’(或毋宁说‘政治立场’)当然是人民——因为‘实践的哲学’在本性上就倾向于成为群众的哲学(第421页)；但是，在知识上重新思考领导权，其‘起点’恰恰应该是高级文化，是对‘人民大众的宗教’和‘常识’的批判，是像葛兰西所说的：‘批判自己的世界观，这意味着使它成为一个融贯的统一体，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已达到的那个高度’(第324页)。”(18)在冯雪峰身上体现并经他带给人文社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眼光和立场，虽然一度被清算和排斥，但是却通过与他在晚年时关系甚密的牛汉、(19)陈早春(20)等人在新时期得到了传承。 (二)新时期之初人文社的现代文学出版规划 “文革”结束后，一方面是“书荒”造成的巨大需求缺口，另一方面是突破“三化”后地方出版社的纷纷入局，使现代文学出版呈现了新的格局。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这轮现代文学名作重印出版的热潮，可以说明此时在人们的观念中现代文学作为一种“高级文化”的认识业已深入人心。其中时间比较早、体例比较完整的现代文学作品丛书就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1979年开始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持续到1990年代有30多种)。当时由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作品集还有：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1980年出版的《赵树理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王统照文集》，广东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1982年出版的《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丁玲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李广田文集》、1985年出版的《臧克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庐隐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张恨水选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叶圣陶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