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理性社会 《我的哲学探索》一书出版于1988年，金观涛在自序《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里回忆，“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①。这一危机，金观涛概括为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②。作者由此用“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一片混乱与绝对虚无”等来描绘内心的惊惶不安，甚至表示：“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③ 金观涛所经历的这场思想危机，显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的结果，他感到不安的“否定方面”，有现实中的对应物。金观涛的应对之道，是他所谈到的“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④：“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形的力量，这就是科学理性……我下定决心，如果辩证法哲学是科学的，那么它必须彻底抛弃黑格尔式的思辨，而接受科学精神对理论构架的要求。”⑤金观涛之所以从“哲学”退向“科学”，是要寻找另一种思维模式来控制——无论是在思辨层面的还是在现实层面的——令他不安的否定性。在金观涛这里，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不是学院化的知识体系，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紧密勾连的转喻。 对于理解新时期文学起源乃至当代中国的历史逻辑而言，似乎与文学无关的“科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五十多年后重新审视金观涛这一思想转变，其征候意义愈发凸显，这一转变就像一处遗失在中国当代史深处的思想路标，遥遥地指向着我们这个深陷在“科学”中的世界。就笔者有限的视野而言，剖析这一转变，需要依托金观涛、刘青峰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以下作品：金观涛完成于70年代初的哲学札记；刘青峰执笔的《公开的情书》(署名靳凡，写于1972年，发表在《十月》1980年第1期)；金观涛与刘青峰合写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一个超稳定系统》(写于1971-1979年，发表于《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据金观涛自述，他曾将这一时期(1968-1970)思想的转变写成哲学札记，“这份札记断断续续，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⑥。这份哲学札记无疑是理解金观涛思想转变最直接的文献，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张春田曾在2009年3月访谈过金观涛，在对话中后者谈到了这份哲学札记：“在1969年前后，他产生了用系统论来反思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⑦金观涛本人认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从小说《公开的情书》中也可见出端倪，“这份札记在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思考者的形象”⑧。 小说《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春，由43封书信组成，男女主人公真真与老久分别以刘青峰、金观涛为原型。老久的心路历程和金观涛一致：“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革命中思考现实，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我们走过了一条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路呵。”⑨在《公开的情书》中，“科学”成为老久与真真“爱”的媒介：“当我知道你开始看量子力学、仿生学、控制论等和你的教学工作无关的书籍时，我高兴极了。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你。”⑩在老久看来，“我们信仰科学，信仰辩证法，是因为我们认为生活应该进步，进步只有依靠科学”(11)。他甚至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释政治与社会：“科学给我们以力量，是时代使我们意识到，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用它们来考虑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12) 《公开的情书》从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思辨小说(13)，但细究起来，其中并没有多元的对话。贯穿小说始终的，就是老久和他的朋友将自己身处的社会局势理解为“宗教般的狂热”，并以“理性/非理性”来加以评判，代表“理性”的是“科学”，代表“非理性”的则是“哲学”。读金观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著述可知，他对非理性主义的忧思是一以贯之的，他还将自己的工作(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完成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完成的《人的哲学》)视为“理性哲学的重建”，如他在《人的哲学》中所说，“重新整理作为人日常理性总结的哲学的时刻已经到来”(14)。和对非理性主义的忧思相伴随的，是《公开的情书》中那种精英感颇为强烈的激情。如老久写给真真的话：“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念：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将会产生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15)和这种精英观念相比，老久们对身边的普通人却很淡漠。当时的评论家就认为小说人物的“心离人民太远”(16)，是“贵族革命家”(17)。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李雪重新用社会差别的视野分析《公开的情书》，指出小说中隐藏了一个“情书前史”，其展现的只是片段式的“精英受害史”(18)论文。故而，基于精英观念，老久对“稳定”有一种渴望，希望以科学理性来结束现实动荡。 从科学理性和系统稳定的关系入手，金观涛、刘青峰的写作，顺理成章地转向对于社会系统的分析。刘青峰表示，“也就是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我们开始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性的反思，引进控制论方法，写下中国历史研究提纲。前面提到的《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的论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19)。《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在1974年5月完成第一稿，并在1979年6月、12月改完第二稿、第三稿。这篇文章后来被扩展为著名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1981年9月完稿，1984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