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十七年”文学而言，激动人心之处不仅在于它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的同构性，还在于它同样参与了世界冷战中的许多重要的国际时刻。而后者常常为当下的研究者所忽略，比如本文要重点考察的1958年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历史上的亚非作家会议横跨两大洲，波及全世界，历时十余年，曾有五十多个国家数百名来自全世界的作家参与其中，可以说是一种超大规模的跨国的有组织有影响的文学运动，也是东方现代文学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然而这些对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本该值得中国当代文学史详细书写的会议却很少见诸国内学院体制的文学史教科书，连研究者也寥寥无几，甚至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一部关于亚非作家会议专门的完整的资料集，仅有的一些记录也只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亚非国家的报刊和书籍中。 因而，本文想重新拾起1958年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也称为“塔什干会议”)，试图通过这次会议的进程审视1950年代末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展开的构想和讨论，以及对即将到来的1960年代世界的认识与想象。 一、亚非作家会议始末 亚非作家会议的前身是1956年12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由15个亚洲国家作家代表参加的亚洲作家会议。而1956年的亚洲作家会议又是1955年以争取民族独立，团结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为主旨的万隆会议的产物。1956年，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周扬为副团长，包括老舍、冰心、叶君健等人的作家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会上，乌兹别克斯坦女诗人茹尔菲亚建议这样的会议下次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举办。这个建议受到与会作家的热烈欢迎，并且于1957年12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上通过决议。这是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肇始。 1958年10月7日，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正式召开，四十多个亚非国家二百多个作家汇聚塔什干。此外，会议还邀请了欧洲和美洲的十二个国家的作家作为观察员列席。中国则派出了由21名作家组成的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以当时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为团长，以周扬、巴金为副团长。团员当中一部分人曾参加过1956年的亚洲作家会议，如冰心、叶君健等人。不同的是，此次代表团增加了多名少数民族作家和苏俄文学研究专家，前者有纳·赛音朝克图、祖农·哈迪尔、玛拉沁夫等，后者以戈宝权为代表。 会议历时六天，主要讨论了两项议程：“(一)亚非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二)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此外，会议还讨论五个具体专题：“(一)儿童文学及其教育意义；(二)妇女对文学的贡献；(三)亚非国家戏剧文学的发展；(四)广播、电影、剧院与文学的联系；(五)发展亚非作家之间的友好接触。”① 从参会的主体国家和会议的主要议题不难看出，塔什干会议展现的是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国家对“文学”的认知和对“世界文学”的建构。在这里，“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纯文学”。“文学”并非自足的，一方面它的价值只有在反对殖民主义，促进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认；另一方面，“文学”也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的艺术，广播、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同样是文学会议讨论的重点。由此建构的“世界文学”中“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壁垒就被打破了。可以说，“文学”即“世界”。再进一步，第三世界国家还把“世界文学”关注和书写的重点转到了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确立了新的“世界文学”的合法性。而这也正是会后作家们一致称颂的“塔什干精神”。赫鲁晓夫在1958年10月22日于莫斯科招待亚非各国作家的酒会上解释了“塔什干精神”： 你们所理解的这个名词的含义，就是各族人民的文化巨匠们，在为了人类的伟大目标所进行的斗争中要能相互友好了解与合作；就是作家要和自己的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就是文学要积极参加你们的国家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而在那些已经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地方则是积极参加新生活的建设。② 1958年10月13日，塔什干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亚非国家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并决定在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成立由加纳、印度尼西亚、喀麦隆、中国、阿联③、苏联、苏丹、锡兰、日本的作家代表组成的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会议还建议成立同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联系的亚非各国自己的委员会。为了响应该号召，中国作协成立了“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由茅盾为主席，刘白羽、萧三为副主席，杨朔为秘书长。 同时，塔什干会议接受了阿联作家代表提出的1960年在开罗召开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提议。由此，亚非作家会议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历次的亚非作家正式会议之间还夹杂着几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而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又称“开罗会议”)正式召开要等到1962年。在此之前，1961年3月在日本东京就召开过一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讨论当时的亚非形势和作家的任务。在这些作家会议中，当时许多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尚未建交的国家的作家得到了进一步交流的机会。1962年的开罗会议延续了塔什干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主题，提出“文学的目的是要赋予人类以自由、文化、安全和进步”。选择在开罗举办，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因为开罗是“两大洲地理上的连接点和纽带”，是“一个正在孕育和变革中的世界的交叉点”④。因而，相较于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这次会议更加具体、详细地讨论了世界各地的局势和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状况，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到朝鲜到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状况都是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讨论的重点。开罗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是“翻译”问题。开罗会议指明了亚非国家的翻译活动前进的方向：应当集中翻译关于现代问题的作品，应当特别注意展望未来的儿童文学，应当优先翻译通俗易懂的易被群众接受的作品，应当加强翻译拉丁美洲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的作品，应当翻译包括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