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底、3月初，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因言论激烈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的消息见诸报端。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责备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①，蔡元培随后回信，否认林的指控，重申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林蔡通信被上海《民国日报》、北京《国民公报》等多家报刊转载。1919年3月底，北京《晨报》等报道参议院议员张元奇弹劾教育总长傅增湘一事，并指出矛头所向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1919年4月10日，北大向外界公布废学长，陈独秀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消息。这段时间北大因新旧思潮冲突受政府干涉而引起人事变动的一系列事件，时称“大学风潮”②。如《民国日报》1919年3月8日报道称：“此次大学因出版品而起风潮，固亦吾人意中事也。”③《申报》1919年4月5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近日，此种风潮愈见扩大。”④《时事新报》1919年4月10日报道称：“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思潮引起一方面之反对，闻陈独秀为此风潮最注目之人。”⑤在很多学者看来，此次新旧思潮冲突，新派无论是从思想主张上，还是舆论、道义上都占了上风。⑥但笔者爬梳更多史料，发现此次风潮，使北京大学面临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不得不免去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 一、北大内部分歧的显露 北大的这场风潮，始于1919年初。1919年1月5日，钱玄同、沈尹默等北大教员，通过在教育部任职的徐森玉，得知“陈衍、林纾等人为大学革新事求大总统徐世昌来干涉。因此徐世昌便和教育总长傅增湘商量，要驱逐独秀，并有改换学长，整顿文科之说。”⑦新文化代表人物对旧文学的批评，早已引起陈衍、林纾等旧派学者的不满。他们试图通过政治压制的方式，迫使陈独秀离开北大。蔡元培自然也知道了这一消息，他的应对之策，是“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请独秀做教授”，但“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下上谕将陈独秀革职，那就“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⑧，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好在不久，钱玄同等听闻“整顿大学”之说已归消灭，独秀已照常办事⑨，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外部的事情告一段落，北大内部的分歧却在此时突显出来。从1913年开始，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陈大齐、黄侃、钱玄同、朱宗莱等章门弟子先后到北大任教，北大文科逐渐成为章门弟子的天下。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后，以文科作为推行改革的突破口，引进陈独秀、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赞成新文化的学者，与章门弟子中的“开新派”钱玄同、陈大齐、沈兼士等人相结合，提倡思想文学的革新，大力推广白话文。而北大文科的另外一些教授如刘师培、黄侃、朱宗莱等人则恐国学沦夷，而维护文言文的地位。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宗旨，任新旧两派并存，慢慢竟在北大形成新旧两派对立的态势。据杨亮功回忆，钱玄同的同门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⑩钱玄同也在日记中记道：“至大学上三年级课二小时，还应该上二年级课一小时，不知何故，等我拿书上堂的时候，他们忽然都走了。因此，只好不讲了。这班学生本不愿听我的讲篆——因为大都是某君的信徒——我也乐得少教一小时。”(11)“某君”应为北大的一名教员，反对钱玄同的主张，因为是他的信徒，整个班的学生都不上钱玄同的课，可见新旧两派斗争的程度。 1918年9月30日，为促进北大的学术研究，蔡元培提议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议定1919年1月出版第一期。正如陈万雄所说，蔡元培虽主张“兼容并包”，但骨子里是趋新的。(12)这份由他亲自主抓的刊物，采取最新的编排方式，左行横迤，加新式标点符号。(13)但在编辑的过程中，教员关于登载的论文用横行书写还是直行书写，是否加标点符号而起了争执，蔡元培只得发布了一条启事： 月刊形式已由研究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问命等记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学，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唯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大不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皆用横行，送各研究所编入普通月刊，其文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14) 蔡元培对执着于旧形式的教员表示理解，同意“文学性质之文”使用直行排版，自己愿亲任编辑，而不是像“普通月刊”那样由各研究主任编辑。但实际上，直到1922年《北京大学月刊》终刊，一直都采用横行排版方式，没有出版过需要校长编辑的临时增刊。 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撰写《〈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提到发行《北京大学月刊》的一个理由是“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强调北大秉“思想自由之原则”，循“兼容并收之主义”，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北大设近世文学科，研究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却也没有排斥旧文学，“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伦理学虽“用欧美学说”，却也没有“弃废国粹”，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15)但翻开1919年1至4月出版的四期《北京大学月刊》，发表论文的文科教员有陶履恭、朱希祖、钱玄同、陈汉章、陈大齐、沈兼士、刘复(半农)、胡适、徐宝璜等九人，被时人认为属于旧派的只有陈汉章一人，而且他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文科知名教授却一文未发。显然，《北京大学月刊》并未实现蔡校长“释校外学者之怀疑”的初衷。 1919年1月11日，北大学生创办的刊物《新潮》出版。《新潮》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为宗旨，秉承了《新青年》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主张，刊登白话文章，加新式标点，采用西式装订，成为《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宗旨中把批评放在第一位，猛烈批判中国在社会、学术、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鲁迅、钱玄同等人的肯定，也受到读者的欢迎(16)，但有些批评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傅斯年对北大文科教授马叙伦著作《庄子札记》的批评。傅斯年不但认为此书抄录古人太多而缺少个人见解，还公然指责马叙伦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17)。目前学界已有公论，《庄子札记》个人创见确实不多，但抄袭的指控确为不实之论。有学者指出，傅斯年批评马叙伦可能是为自己的老师胡适扫清障碍(18)，但这同时也对外暴露了北大内部的分歧，而且分歧已经到了对老师进行人身攻击层面。
